中国社会转型地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44:39
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的变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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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 法律 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 自然 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 历史 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 现代 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 台湾 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表2 社会转型的代价与预警指标
转型代价 预警指标 警戒线
失业 失业率 10%
平均失业时间 6个月
社会分化 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与
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 10:1
贫困线下居民的比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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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 法律 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 自然 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 历史 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 现代 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 台湾 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表2 社会转型的代价与预警指标
转型代价 预警指标 警戒线
失业 失业率 10%
平均失业时间 6个月
社会分化 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与
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 10:1
贫困线下居民的比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