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地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44:39
变化是结构变化的表现，谈论社会形态也不应否认结构的作用。唐魁玉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具体的环境”即“中国语境”中，重要的是要正视自己的社会结构物质和问题，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或社会理想功能。不过，我们在重构中国社会时，既要克服改革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倾向，也要超越“中国话语”下的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倾向。中国需要既适合目的又实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注：季国清，杨兆曾：《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哈尔滨〕《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王雅林提出了由“二分范式”（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变为“三分范式”（包括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的新的“转型”再构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了信息社会的高新技术因素对社会再构的 影响 作用（注：唐魁玉：《关于建立“中国转型社会学”学科的设想》，〔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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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同时又是中国各级政府首要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有些省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以富民强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一定要走同样一条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呢？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批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发展模式典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呢？通过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等研究，一种多元的转型理论开始兴起。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A.Gerschenkron)曾在考察西欧和俄国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学。他认为，工业化道路可分为如下类型：本地型或引进型，被迫型或自主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型或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型，农业进展或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或政治动机型（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 历史 和现状》，〔北京〕《 哲学 动态》1997年第4期。）。曾经主张趋同转型论的艾森斯塔特，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他曾经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1992年，他又在自己的新著《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复兴》中明确指出，趋同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体制差异，这一事实不仅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中等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转型”概念反映了单一“目的论”，预设了一个终端目标；实际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向多种方向发展，是多元的 自然 过程。有些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挫折甚至倒退，如西托姆卡(P.Sztompka)在《大转型的困境》（1992年）中，讨论了转型的可逆性问题。这种新转型理论，蒂利阿基安(E.Tiryakian)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亚历山大(J.C.Alexander)称之为“后现代化理论”。显然，这种新转型现代化理论对于近20年世界上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多样性的事实更具有解释力，对我们的启发性也更大。
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与解释力。有人忌讳“社会转型”的提法，究其原因是片面地把它政治化了。“社会转型？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了？”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渐进的，也有突变的。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后者，并具有浓缩的特征。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量，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流行“工业文明观”，即社会发展＝经济增长＝GNP的提高。而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明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期间，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以便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模型：(1)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主要是为了测度一个社会中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状况，但不包括自由、公平、安全、精神等方面；(2)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从 农村 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
(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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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同时又是中国各级政府首要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有些省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以富民强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一定要走同样一条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呢？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批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发展模式典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呢？通过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等研究，一种多元的转型理论开始兴起。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A.Gerschenkron)曾在考察西欧和俄国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学。他认为，工业化道路可分为如下类型：本地型或引进型，被迫型或自主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型或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型，农业进展或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或政治动机型（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 历史 和现状》，〔北京〕《 哲学 动态》1997年第4期。）。曾经主张趋同转型论的艾森斯塔特，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他曾经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1992年，他又在自己的新著《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复兴》中明确指出，趋同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体制差异，这一事实不仅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中等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转型”概念反映了单一“目的论”，预设了一个终端目标；实际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向多种方向发展，是多元的 自然 过程。有些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挫折甚至倒退，如西托姆卡(P.Sztompka)在《大转型的困境》（1992年）中，讨论了转型的可逆性问题。这种新转型理论，蒂利阿基安(E.Tiryakian)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亚历山大(J.C.Alexander)称之为“后现代化理论”。显然，这种新转型现代化理论对于近20年世界上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多样性的事实更具有解释力，对我们的启发性也更大。
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与解释力。有人忌讳“社会转型”的提法，究其原因是片面地把它政治化了。“社会转型？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了？”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渐进的，也有突变的。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后者，并具有浓缩的特征。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量，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流行“工业文明观”，即社会发展＝经济增长＝GNP的提高。而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明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期间，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以便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模型：(1)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主要是为了测度一个社会中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状况，但不包括自由、公平、安全、精神等方面；(2)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从 农村 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
(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