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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

思考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而不是跳出马克思主义或颠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种立场漂移性的根源不应该主要到伯恩施坦个人的理论品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去探寻。19 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和无产阶级状况的变化,使得现实革命性哲学出现边缘化的趋势,而渐进改良性哲学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改良哲学却成为当时时代的反映。伯恩施坦似乎是在顺应这样的社会生活。他想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于是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施化革命为改良、化“灾变”为渐进的修正。例如,他提出以多元论替代一元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据,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产生革命危机反而形成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寻找一种在场的历史依据;他提出辩证法的虚狂,似乎是在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稳定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场方式。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这样的修正非但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色,反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基本的精神实质,转变成至多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的特征却因此而削弱乃至消失。尽管这一点并非伯恩施坦的本意。他再三强调自己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热衷,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并不是漠不关心,但是客观的结果则恰恰走向了本意的反面。   对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主张   以上面的哲学主张为基础,伯恩施坦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的具体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这不仅有语源学的依据,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以平等正义的法权关系和合作制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继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作为阶级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夺取政治统治。” 实现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先决条件,其中,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由工人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是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详尽地对这些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实际上是物质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在当时只不过部分具备。对于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想法:“经过以利用选举权和一切其他合法手段为方法的议会斗争道路,或者经过采取革命方法的暴力道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这后一条道路都几乎是必经之路。”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暴力的革命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取得进展,相反,议会斗争则使得工人的政党获得一定的切实权力。原因是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并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分化,他们“通常过着很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很不相同的需要”,有着多种多样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面前,“他们的共同利益(或者至少是相同的利益) 固然多于对立的利益,但是只要目前的有产者和统治者被剥夺了财产和地位,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多种多样性。” 所以,从先决条件看,社会主义运动当下存在暴力革命的方式是不适宜的,无产阶级整体发动的暴力革命不仅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推动而使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治统治权,反而使社会主义力量遭遇损失。先决条件的思考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性内容。   同时,伯恩施坦提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不重视的、在实践中又连遭失败的合作制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表明自己的生命力。“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合作制的规模和活动领域都在迅速增加。”这些合作制对于导致工人摆脱雇佣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到目前为止,生产合作社只是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指点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按照哪一方向寻求工人合作社的最有成功希望的继续发展。”与之相应,伯恩施坦指出,工会或工联在争取工人权力和解放斗争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有些同志把工会、工联同革命政党对立起来的思想,他声言:“工会或工联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说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对于“民主”这个古老的概念,伯恩施坦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说,从消极的意义看,民主是对阶级统治的销蚀。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无论这个阶级是少数人的阶级还是多数人的阶级。民主被理解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能因此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   因此,民主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一个法权观念:社会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这个观念就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民主作为制度可以保障社会走向合理化。伯恩施坦说:“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这样的民主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致了。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批评:有些人醉心于暴力,认为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设想实现社会主义,并且不顾现实的社会状况,四处寻找机会进行暴力行动,设想通过暴力行动就可以达到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的暴力行动是否真正可以达到在层次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积聚下来的民主成果从而构成对“自由人格的培养和保障”呢? 如果不能,那暴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来的一切有关自己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   由此,伯恩施坦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原则。他说:“在今天的社会是,我们的建设性的纲领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原则的:在现存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他认为,相对于这些现实的原则和依照这些原则而进行的运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属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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