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在领导者道德素养陶铸中地价值(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10
康的幸福生活，享受高品位的物质条件是任何时代的人所共有的愿望。自从剩余产品出现以来，领导者利用手中握有支配、组织人、财、物权力的便利条件谋求私利者比比皆是。虽然说党从本质上讲没有自己的私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现时代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都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民争利者更是司空见惯。即便下属怨气冲天，上级依然我行我素者亦不罕见。他们不断地“富之、贵之”（《墨子·尚贤上》），但“富”与“贵”的对象始终指向自己，大有“惟我富贵，哪管部下既贫且难”的气概。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党的干部不“富以其邻”（《小畜》），而是自己利用职权“先富起来”显然是违背党的富民政策的，也与党章对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去甚远，此举不仅使自己的权力发生了变异，失去了人民性，而且最终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乃至危及人民政权的根基。所以，作为领导者不能仅仅依靠甜言蜜语去领导，“甘临，无攸利”（《临》）。人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而且要“依靠个人兴趣、依靠对个人利益上的关心”（第572页）[1]。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104页）[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第84页）[3]。所以，领导者在关注个人“奔小康”进程的同时，务必不能忘记自己在组织中的领头雁地位，为下属创造更殷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丰厚的物质财富，使组织成员不仅能够吃饱，而且能够吃好。这样的领导者下属才会“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心甘情愿地追随。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者“不独富”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即要求领导者要善于振奋民众的精神，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使其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都成为富裕者，而不是成为物质上的富豪，精神上的乞丐。
要真正将这种“仁爱”情怀付诸实践并非易事。这要求领导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屏弃自己内心一切不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东西，“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时时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一丝不苟地贯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既切实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眼前、暂时的利益，又充分考虑他们长远、永久的利益；既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追求，又时时处处体现对下属深切的人文关怀。诚如李觏所说“此温厚而广爱者也，仁之道也。”（《礼论第三》）[4]个别缺乏仁爱素养的领导者不切实关爱群众，为政主观臆断，缺乏严密论证，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这种人孟子称之为“殃民者”。孟子还进一步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当然也不容于社会主义的今朝盛世。故此，培养领导者的仁爱品质，时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还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领导者的仁爱素养还体现在对下属的宽厚。《易传》指出：“上以厚下安宅。”（《剥·象》）要求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以宽厚的胸怀对待下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老子》中的一段话：“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作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时时处处表现出宽厚情怀，与下属在人格、权利、尊严等方面完全平等。如此，则“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这样，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就能做到平等沟通，互通意见，而不是无礼放肆。这种广大宽厚的情怀不仅利于拉近上下级的心理距离，营造融洽的组织氛围，且易于使组织各方有事多商量，有矛盾多做自我批评，有利于形成友善、和谐的组织环境。“敦临，吉无咎。”（《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临·象》）正是对领导者以厚道之情展开领导活动实际效果的准确分析。“安土敦乎仁”（《系辞上》），这样的领导者还能得不到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从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吗？
二、《易传》“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说，智、仁、勇这三条行为规范，是天下最通达的大德。虽然“智”的品质不像“仁”那样具有根本性意义，但仍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儒家历来把“智”看成是实现其最高道德原则“仁”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易传》对“知（智）”也投以特别关注。
《易传》指出：“知（智）临，大君之宜”（《临》），是说作为领导者，应当善于运用聪明睿智实施领导活动，这样不仅能够收到好的工作效果，而且易于得到上级的赏识。既然“智”在领导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智”呢?《易传》在很多场合给出了说明，比如“履霜，坚冰至”（《坤》），告诉人们应当善于明察秋毫，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坤·象》）所反映的就是人们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进而能够利用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需要智慧的。再比如：“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告诉人们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都会遇到一些难以把握，或者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易传》则主张学会明智地放弃，舍得撒手。否则，“往，吝”（《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者“不独富”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表现在精神生活方面——“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即要求领导者要善于振奋民众的精神，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使其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都成为富裕者，而不是成为物质上的富豪，精神上的乞丐。
要真正将这种“仁爱”情怀付诸实践并非易事。这要求领导者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屏弃自己内心一切不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东西，“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时时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一丝不苟地贯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既切实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眼前、暂时的利益，又充分考虑他们长远、永久的利益；既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追求，又时时处处体现对下属深切的人文关怀。诚如李觏所说“此温厚而广爱者也，仁之道也。”（《礼论第三》）[4]个别缺乏仁爱素养的领导者不切实关爱群众，为政主观臆断，缺乏严密论证，给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这种人孟子称之为“殃民者”。孟子还进一步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当然也不容于社会主义的今朝盛世。故此，培养领导者的仁爱品质，时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还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领导者的仁爱素养还体现在对下属的宽厚。《易传》指出：“上以厚下安宅。”（《剥·象》）要求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以宽厚的胸怀对待下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老子》中的一段话：“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作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时时处处表现出宽厚情怀，与下属在人格、权利、尊严等方面完全平等。如此，则“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这样，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就能做到平等沟通，互通意见，而不是无礼放肆。这种广大宽厚的情怀不仅利于拉近上下级的心理距离，营造融洽的组织氛围，且易于使组织各方有事多商量，有矛盾多做自我批评，有利于形成友善、和谐的组织环境。“敦临，吉无咎。”（《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临·象》）正是对领导者以厚道之情展开领导活动实际效果的准确分析。“安土敦乎仁”（《系辞上》），这样的领导者还能得不到下属发自内心的拥戴，从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吗？
二、《易传》“知临”思想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明智品质，从而更好地驾驭语言，勤学广智，利国利民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说，智、仁、勇这三条行为规范，是天下最通达的大德。虽然“智”的品质不像“仁”那样具有根本性意义，但仍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儒家历来把“智”看成是实现其最高道德原则“仁”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易传》对“知（智）”也投以特别关注。
《易传》指出：“知（智）临，大君之宜”（《临》），是说作为领导者，应当善于运用聪明睿智实施领导活动，这样不仅能够收到好的工作效果，而且易于得到上级的赏识。既然“智”在领导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智”呢?《易传》在很多场合给出了说明，比如“履霜，坚冰至”（《坤》），告诉人们应当善于明察秋毫，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坤·象》）所反映的就是人们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并进而能够利用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是需要智慧的。再比如：“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告诉人们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都会遇到一些难以把握，或者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易传》则主张学会明智地放弃，舍得撒手。否则，“往，吝”（《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