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现实型文学(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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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庄子开创了真正写实性的散体现实型文学，使散体现实型文学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代表着现实型文学的发展方向，为之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发展空间，因此可称之为非纪实性散体现实型文学之祖。
其次，庄子开拓了批判现实文学的新天地。如前所说，《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往也有不少批判现实的作品，如《诗经》“国风”中反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丑行的怨刺诗，“二雅”中贵族官吏文人针砭时弊忧患时局的政治讽谕诗，历史散文中揭露批判无道君臣和不肖之人的篇章，都属此类。但是，《诗经》的民间作品，只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自发揭批；贵族官吏文人的政治讽谕诗，是站在维护宗法制度和王朝利益立场上的有限揭批；《国语》、《左传》等历史散文，更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下或者在儒家思想框架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人物、事件的善恶褒贬，揭露批判，它们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留性，根本不可能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现存制度的本质、要害，更谈不上对现存制度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相反，除《诗经》民歌的自发批判外，竟然都是以维护现存制度为基本前提的。因此，以往的批判现实文学，还都是浅层次的、有限度的、不彻底的。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言庄子“每多愤世嫉邪之谈，又喜欢讥诮出名大户”，不仅深刻揭批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揭露奸贪小人的丑恶嘴脸和愚盲之人的可笑行为，而且追根究底，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对现存制度及造成人性异化的全部文明史，对创造文明、鼓吹仁义以残害人性、奴役民心的古圣今贤及其徒子徒孙，对现实社会违反道义的一切，进行了最尖锐、最深刻、最彻底，毫无限制和保留的揭露、批判和否定。因此，《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不仅是典型的批判现实文学，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尖锐、深刻、彻底的批判现实文学，是现实型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极大深化和拓展。它把现实社会砸了个稀巴烂，骂了个一塌糊涂，翻了个底朝天，犹如呼啸的狂飙、汹涌的怒潮、惊天动地的雷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否定正统文化、埋葬现存世界的强烈呼号和愤激呐喊，奏响了思想革命、个性解放的反抗乐章和叛逆号角。——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批判现实文学之父。
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人们总喜欢将庄子、屈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彰显各自特点。笔者曾撰文就庄、屈的浪漫文学特征作了比较，这里再就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及批判程度说几句。我们知道，庄、屈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范型，屈子是“抗争加忠贞型”的人格，庄子是彻底叛逆型的人格。因此，屈子一方面批判现实，一方面又忠于君国；既怨恨君王的昏庸糊涂，抨击社会的恶浊混乱，又对君主和宗国深情眷恋，念念不忘，因而他对现实的态度是矛盾的，批判是有保留、不彻底的，大致与《诗经》中的贵族文人作者相仿佛，没有超出太多。而庄子对现实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是毫无保留的、最彻底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这不仅前无古人，后世除曹雪芹、鲁迅外，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过。屈子关心现实，忧国忧民，为变革现实而前后奔走、上下求索的热情为庄子所不及，而庄子与现实彻底决裂，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彻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则为屈子所不及。
再者，庄子开发了讽刺文学园地。讽刺性文学作品在《诗经》中即已出现，《魏风·伐檀》、《邶风·新台》、《小雅·青蝇》和《宾之初筵》等，都颇有讽刺性。但这种讽刺又都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颇有局限性，而且没有形成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统一风格。散文方面，《国语·晋语九》的“董叔欲为系援”，《左传·宣公二年》的“华元督城”等，也可谓精彩的讽刺小品，但这些史书比较郑重，尤其《左传》承袭“春秋笔法”，故此类作品很少，不成大观，而且程度有限，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幽默。由此可见，在孟、庄之前，虽有讽刺作品，但都不足以称为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与百家争鸣时代的寓言文学同步产生的，尤以《庄子》寓言和其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寓言最为突出。寓言多是讽刺性的，不过庄子寓言的概念比较宽泛，其讽刺性寓言，主要是那些描写反面或否定性形象的篇章。由上文所论可知，《庄子》现实型文学最大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就在于对反面和否定性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因而也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讽刺文学，表现出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有的是运用白描手法以突出对象自身行为的滑稽、矛盾，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如“狸?犭生”、“儒以诗礼发冢”；有的是运用巧譬谲喻进行讽刺，妙趣横生，如“涸辙之鲋”、“舐痔得车”；有的是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褒贬分明，如“不龟手之药”、“?宛鸟雏与鸱”、“小雀与大鹏”、“井蛙与海鳖”；有的是直接奚落、戏弄，如对尧、舜、孔子的嘲讽，还有的是通过对人物的改塑、变形，使其自打嘴巴，自我讽刺，如有时将孔子打扮成道家人物批判其儒家学说，就极具讽刺意味。作者还能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讽刺方式，对资章甫而适诸越和善为而不善用不龟手之药的宋人，是含蓄而善意的讽谕；对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夜郎自大的小雀、井蛙，是委婉而巧妙的调侃；对奸诈、贪鄙之徒，是尖刻、冷峻、辛辣的嘲讽；对君主和所谓圣人、儒徒，是激烈攻击、无情挖苦和随意戏薄。这些讽刺作品，又都具有统一的话语、风格特色：从容、自如、犀利、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创立与成熟、讽刺艺术的提升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可誉为我国讽刺文学之父。
综上所述，《庄子》的确
由此可见，庄子开创了真正写实性的散体现实型文学，使散体现实型文学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代表着现实型文学的发展方向，为之开辟了广阔道路和发展空间，因此可称之为非纪实性散体现实型文学之祖。
其次，庄子开拓了批判现实文学的新天地。如前所说，《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往也有不少批判现实的作品，如《诗经》“国风”中反映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丑行的怨刺诗，“二雅”中贵族官吏文人针砭时弊忧患时局的政治讽谕诗，历史散文中揭露批判无道君臣和不肖之人的篇章，都属此类。但是，《诗经》的民间作品，只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式的自发揭批；贵族官吏文人的政治讽谕诗，是站在维护宗法制度和王朝利益立场上的有限揭批；《国语》、《左传》等历史散文，更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下或者在儒家思想框架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人物、事件的善恶褒贬，揭露批判，它们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留性，根本不可能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现存制度的本质、要害，更谈不上对现存制度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相反，除《诗经》民歌的自发批判外，竟然都是以维护现存制度为基本前提的。因此，以往的批判现实文学，还都是浅层次的、有限度的、不彻底的。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言庄子“每多愤世嫉邪之谈，又喜欢讥诮出名大户”，不仅深刻揭批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揭露奸贪小人的丑恶嘴脸和愚盲之人的可笑行为，而且追根究底，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对现存制度及造成人性异化的全部文明史，对创造文明、鼓吹仁义以残害人性、奴役民心的古圣今贤及其徒子徒孙，对现实社会违反道义的一切，进行了最尖锐、最深刻、最彻底，毫无限制和保留的揭露、批判和否定。因此，《庄子》的现实型文学，不仅是典型的批判现实文学，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尖锐、深刻、彻底的批判现实文学，是现实型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极大深化和拓展。它把现实社会砸了个稀巴烂，骂了个一塌糊涂，翻了个底朝天，犹如呼啸的狂飙、汹涌的怒潮、惊天动地的雷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否定正统文化、埋葬现存世界的强烈呼号和愤激呐喊，奏响了思想革命、个性解放的反抗乐章和叛逆号角。——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批判现实文学之父。
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人们总喜欢将庄子、屈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彰显各自特点。笔者曾撰文就庄、屈的浪漫文学特征作了比较，这里再就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及批判程度说几句。我们知道，庄、屈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范型，屈子是“抗争加忠贞型”的人格，庄子是彻底叛逆型的人格。因此，屈子一方面批判现实，一方面又忠于君国；既怨恨君王的昏庸糊涂，抨击社会的恶浊混乱，又对君主和宗国深情眷恋，念念不忘，因而他对现实的态度是矛盾的，批判是有保留、不彻底的，大致与《诗经》中的贵族文人作者相仿佛，没有超出太多。而庄子对现实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是毫无保留的、最彻底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这不仅前无古人，后世除曹雪芹、鲁迅外，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过。屈子关心现实，忧国忧民，为变革现实而前后奔走、上下求索的热情为庄子所不及，而庄子与现实彻底决裂，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彻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则为屈子所不及。
再者，庄子开发了讽刺文学园地。讽刺性文学作品在《诗经》中即已出现，《魏风·伐檀》、《邶风·新台》、《小雅·青蝇》和《宾之初筵》等，都颇有讽刺性。但这种讽刺又都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颇有局限性，而且没有形成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统一风格。散文方面，《国语·晋语九》的“董叔欲为系援”，《左传·宣公二年》的“华元督城”等，也可谓精彩的讽刺小品，但这些史书比较郑重，尤其《左传》承袭“春秋笔法”，故此类作品很少，不成大观，而且程度有限，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幽默。由此可见，在孟、庄之前，虽有讽刺作品，但都不足以称为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与百家争鸣时代的寓言文学同步产生的，尤以《庄子》寓言和其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寓言最为突出。寓言多是讽刺性的，不过庄子寓言的概念比较宽泛，其讽刺性寓言，主要是那些描写反面或否定性形象的篇章。由上文所论可知，《庄子》现实型文学最大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就在于对反面和否定性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因而也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讽刺文学，表现出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有的是运用白描手法以突出对象自身行为的滑稽、矛盾，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如“狸?犭生”、“儒以诗礼发冢”；有的是运用巧譬谲喻进行讽刺，妙趣横生，如“涸辙之鲋”、“舐痔得车”；有的是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褒贬分明，如“不龟手之药”、“?宛鸟雏与鸱”、“小雀与大鹏”、“井蛙与海鳖”；有的是直接奚落、戏弄，如对尧、舜、孔子的嘲讽，还有的是通过对人物的改塑、变形，使其自打嘴巴，自我讽刺，如有时将孔子打扮成道家人物批判其儒家学说，就极具讽刺意味。作者还能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讽刺方式，对资章甫而适诸越和善为而不善用不龟手之药的宋人，是含蓄而善意的讽谕；对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夜郎自大的小雀、井蛙，是委婉而巧妙的调侃；对奸诈、贪鄙之徒，是尖刻、冷峻、辛辣的嘲讽；对君主和所谓圣人、儒徒，是激烈攻击、无情挖苦和随意戏薄。这些讽刺作品，又都具有统一的话语、风格特色：从容、自如、犀利、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创立与成熟、讽刺艺术的提升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可誉为我国讽刺文学之父。
综上所述，《庄子》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