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毛泽东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24
众力量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少数军阀、政客掌握国家大权，强烈地要求由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有职业的人”掌握政权。他认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实现湖南自治，建设“湖南共和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改造国家。他指出：“社会的腐败，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所以他寄希望于三千万湖南人“醒觉”，担负这一重大的使命。他说：“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这一观点说明他已经完全抛弃了他“五四”运动前轻视人民群众的“圣贤救世论”，已经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政治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与他同时期提出的“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三，毛泽东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体现了他面向实际，重视实际斗争的思想作风。“五四”运动后，青年毛泽东开始由究心思辨 哲学 转而面向实际，积极参加现实的 政治 斗争，并注意把远大的目标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新民学会已经确定了“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标，因此，在“驱张”运动之初，有些新民学会会员对这一运动表示怀疑，认为既然要进行 社会 的“根本改造”，就不应该从事这些“小 问题 、小事情”。但毛泽东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 目前 环境’最 经济 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有的新民学会会员写信希望他“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时，他又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这些都反映在了他反对空谈 理论 ，主张脚踏实地从事实际斗争的思想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时，毛泽东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各省都有各省的具体情况，因此各省应根据自己的具体省情来进行建设，要“务以尽量发挥各省的特性为标准”，“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他论述湖南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从政治、经济、 历史 、地理、人文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毕竟体现了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他“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思想特点，这对以后他思想的 发展 与成熟无疑具有重大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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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肯定青年毛泽东“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反映青年毛泽东在革命转变和思想转变时期思想上的混乱。首先，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变化和民族自决潮流兴起的一种歪曲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他正确指出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样一种国际潮流，然而，他却错误地将 中国 国内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与别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相类比。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他认为既然“全世界好些人民业已觉醒了”，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那么湖南“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积极地进行“湖南人的自决自治”。把建立湖南共和国作为民族独立事业，这当然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
其次，毛泽东对“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方案进行历史论证时表现出极其错误的狭隘地域主义倾向。青年毛泽东认为在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国之累”，得不到发展，而湖南又爱干涉别人的事，从而造成别人看不起。他说，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多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 自然 发展的结果”。他以戊戌维新中谭嗣同被杀和熊希龄被放逐，以及辛亥革命前黄兴出逃和马福益被杀为例来说明“湖南受中国之累”。又以曾国藩、左宗堂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为例说明“湖南人爱干涉别人的事”。显然，作为通晓中国历史的青年毛泽东，用这样一些牵强的历史事实来论证他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思想，当然只是一种宣传和唤起湖南人地域情感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他对所例举历史事实的真实认识。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这种论证的极端错误，它完全抹杀了清政府镇压湖南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的阶级矛盾性质，而把它们说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种错误的历史论证所唤起的狭隘地域主义情绪，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再次，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方案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色彩。毛泽东对“湖南共和国”进行了地理、自然资源和人文的论证。他认为湖南“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羹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日夸言乎？”而“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因此，“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在经过如此论证后，青年毛泽东得出结论：“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 教育 ，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在这里，尽管他使用了文明、教育、铁路、汽车等 现代 化的词语，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给自足，不求于人的自然经济心理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他对地方军阀官僚势力存在着幻想，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进行了种种思考。虽然，他对“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但他认为中国不存在进行“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他把实现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谭延ｋǎｉ＠①等地方军阀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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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肯定青年毛泽东“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反映青年毛泽东在革命转变和思想转变时期思想上的混乱。首先，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变化和民族自决潮流兴起的一种歪曲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他正确指出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样一种国际潮流，然而，他却错误地将 中国 国内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与别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相类比。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他认为既然“全世界好些人民业已觉醒了”，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那么湖南“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积极地进行“湖南人的自决自治”。把建立湖南共和国作为民族独立事业，这当然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
其次，毛泽东对“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方案进行历史论证时表现出极其错误的狭隘地域主义倾向。青年毛泽东认为在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国之累”，得不到发展，而湖南又爱干涉别人的事，从而造成别人看不起。他说，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多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 自然 发展的结果”。他以戊戌维新中谭嗣同被杀和熊希龄被放逐，以及辛亥革命前黄兴出逃和马福益被杀为例来说明“湖南受中国之累”。又以曾国藩、左宗堂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为例说明“湖南人爱干涉别人的事”。显然，作为通晓中国历史的青年毛泽东，用这样一些牵强的历史事实来论证他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思想，当然只是一种宣传和唤起湖南人地域情感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他对所例举历史事实的真实认识。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这种论证的极端错误，它完全抹杀了清政府镇压湖南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的阶级矛盾性质，而把它们说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种错误的历史论证所唤起的狭隘地域主义情绪，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危险的。
再次，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方案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色彩。毛泽东对“湖南共和国”进行了地理、自然资源和人文的论证。他认为湖南“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羹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日夸言乎？”而“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因此，“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在经过如此论证后，青年毛泽东得出结论：“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 教育 ，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在这里，尽管他使用了文明、教育、铁路、汽车等 现代 化的词语，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给自足，不求于人的自然经济心理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他对地方军阀官僚势力存在着幻想，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毛泽东进行了种种思考。虽然，他对“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但他认为中国不存在进行“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他把实现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谭延ｋǎｉ＠①等地方军阀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