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地影响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21
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 内容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 社会 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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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 企业 、银行、铁路和水路 交通 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 影响 ”。[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 经济 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 政治 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 英文 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 中国 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 目前 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 方法 ，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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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 企业 、银行、铁路和水路 交通 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 影响 ”。[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 经济 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 政治 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 英文 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 中国 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 目前 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 方法 ，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