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地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4
年版，第80-88页。)关于第二点，当今学者梁涛依据郭店楚简做出了与冯氏不同的论述。梁涛基于《大学》明引曾子之言及其孝行、忠恕之论与曾子思想的切合，乃至《中庸》对《大学》修齐治平之论的承接等论据，得出了《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的结论，(注: 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在作者问题上，采取了介于朱熹与崔述之间的立场，而更多是向朱熹的回归。
应该说，朱熹将《大学》的作者坐实为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样一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就构成为孔、曾、思、孟之间没有缺环的完整的思想谱系，从而由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浑无罅缝”的教言，直到孟子关于内圣外王和心性天道的“十字打开”的论说，再到标举“四书学”的程、朱的阐发，便形成一个基于学统递续而一体贯通的严密道统。诚如此，当然是儒门的莫大幸事。然而问题是，朱熹毕竟是在距曾子1 600多年以后，在缺乏文献根据的情况下，对《大学》作者做出的论断，这就不能不使后人对之有所保留。那种通过传世文献的文句和文义的分析比较来证明朱熹论断的做法，充其量也还是推测，实在坐实不得。在尚未发现强硬证据之前，将《大学》作者及其成篇时代置于一个相对合理且具有回旋余地的时段之中，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妥当的办法。
《大学》载有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语，孔颖达疏曰：“作记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证之。”［1］《礼记·大学》朱熹也注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3］《大学章句》均说明是《大学》作者引述曾子，故《大学》当非曾子自著，而是其后学作品。退一步说，即使确如朱熹所谓《大学》之“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但毕竟其“传”还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因此《大学》成篇必于曾子后学之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少孔子46岁，故其生年当为公元前505年。复据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记载“曾子年七十而卒”，则其卒年当为公元前436年。(注: 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0页。从该著所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来看，钱氏信从此说。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哲学大辞典》、《辞海》等工具书之“曾子”条，亦皆按此说著录曾子生卒年。《中国儒学百科全书》著录曾子卒年为公元前432年，但标明存疑。)据此，则无论是曾子及门弟子或是再传弟子著定《大学》，无疑都须以公元前436年前后作为上限。
至于《大学》成篇的下限，从有关传世本《礼记》（即《小戴记》）编定过程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其线索。据《隋书·经籍志》载，《小戴记》49篇乃是由西汉初期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递续删定46篇，再加上东汉马融补入《月令》、《明堂位》、《乐记》3篇而成，如此则《小戴记》中的《大学》一篇应该已包含在河间献王所得131篇之中。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前155），《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据《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色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由此似可推断河间献王搜求古籍多在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之前，此后便自污避祸。因此，若按《隋书·经籍志》记载，《大学》应该成篇于公元前140年以前。即使此说尚存疑问，那么河间献王卒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如此则《大学》成篇最迟不能晚于公元前130年。
不过，《隋书·经籍志》的上述记载为清儒所疑。《四库全书总目·礼记正义》考证《小戴记》本有49篇，不待马融补足；但对《小戴记》的来源却未提出不同看法。(注: 见《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三·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169页。)皮锡瑞《经学通论》则引述陈寿祺考辨而力驳小戴删大戴以及马融补小戴之说，并标举陈氏根据魏张揖《上广雅表》所言而提出的“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的新论。皮锡瑞虽然肯定陈寿祺发明叔孙通撰辑131篇之说，却并不否认此131篇为河间献王所得、复为刘向所整理、乃至最终由二戴所分别删定这一传承脉络。(注: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三礼”第2-4页、第64-65页。)这样，《小戴记》中的《大学》便仍应包含在百31篇之中，只不过这131篇从始出于河间献王更上推到了叔孙通那里。叔孙通由秦入汉，历仕高、惠二帝，吕后用事时乃无闻焉，故其卒年不应超过惠帝七年（前188），准此则《大学》成篇不能迟于公元前188年。
在叔孙通与河间献王之间，究竟是谁首先辑得包含《大学》在内的131篇，这在目前是一个难以考定、但也不必考定的问题。宽泛地说，131篇见于西汉初期，其中包含的《大学》也必定成篇于西汉初期以前，它应该是战国中前期至西汉初期二三百年间的作品。至于它的作者，就其内容来看，应该是既微别于致思心性天道的思孟学派、更大异于强调重知隆礼的荀子学派、而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的后学。
三、 《大学》的思想影响
《大学》从成
应该说，朱熹将《大学》的作者坐实为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样一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就构成为孔、曾、思、孟之间没有缺环的完整的思想谱系，从而由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浑无罅缝”的教言，直到孟子关于内圣外王和心性天道的“十字打开”的论说，再到标举“四书学”的程、朱的阐发，便形成一个基于学统递续而一体贯通的严密道统。诚如此，当然是儒门的莫大幸事。然而问题是，朱熹毕竟是在距曾子1 600多年以后，在缺乏文献根据的情况下，对《大学》作者做出的论断，这就不能不使后人对之有所保留。那种通过传世文献的文句和文义的分析比较来证明朱熹论断的做法，充其量也还是推测，实在坐实不得。在尚未发现强硬证据之前，将《大学》作者及其成篇时代置于一个相对合理且具有回旋余地的时段之中，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妥当的办法。
《大学》载有曾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语，孔颖达疏曰：“作记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证之。”［1］《礼记·大学》朱熹也注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3］《大学章句》均说明是《大学》作者引述曾子，故《大学》当非曾子自著，而是其后学作品。退一步说，即使确如朱熹所谓《大学》之“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但毕竟其“传”还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因此《大学》成篇必于曾子后学之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少孔子46岁，故其生年当为公元前505年。复据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记载“曾子年七十而卒”，则其卒年当为公元前436年。(注: 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0页。从该著所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来看，钱氏信从此说。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哲学大辞典》、《辞海》等工具书之“曾子”条，亦皆按此说著录曾子生卒年。《中国儒学百科全书》著录曾子卒年为公元前432年，但标明存疑。)据此，则无论是曾子及门弟子或是再传弟子著定《大学》，无疑都须以公元前436年前后作为上限。
至于《大学》成篇的下限，从有关传世本《礼记》（即《小戴记》）编定过程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其线索。据《隋书·经籍志》载，《小戴记》49篇乃是由西汉初期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递续删定46篇，再加上东汉马融补入《月令》、《明堂位》、《乐记》3篇而成，如此则《小戴记》中的《大学》一篇应该已包含在河间献王所得131篇之中。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前155），《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据《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色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由此似可推断河间献王搜求古籍多在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之前，此后便自污避祸。因此，若按《隋书·经籍志》记载，《大学》应该成篇于公元前140年以前。即使此说尚存疑问，那么河间献王卒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如此则《大学》成篇最迟不能晚于公元前130年。
不过，《隋书·经籍志》的上述记载为清儒所疑。《四库全书总目·礼记正义》考证《小戴记》本有49篇，不待马融补足；但对《小戴记》的来源却未提出不同看法。(注: 见《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三·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169页。)皮锡瑞《经学通论》则引述陈寿祺考辨而力驳小戴删大戴以及马融补小戴之说，并标举陈氏根据魏张揖《上广雅表》所言而提出的“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的新论。皮锡瑞虽然肯定陈寿祺发明叔孙通撰辑131篇之说，却并不否认此131篇为河间献王所得、复为刘向所整理、乃至最终由二戴所分别删定这一传承脉络。(注: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三礼”第2-4页、第64-65页。)这样，《小戴记》中的《大学》便仍应包含在百31篇之中，只不过这131篇从始出于河间献王更上推到了叔孙通那里。叔孙通由秦入汉，历仕高、惠二帝，吕后用事时乃无闻焉，故其卒年不应超过惠帝七年（前188），准此则《大学》成篇不能迟于公元前188年。
在叔孙通与河间献王之间，究竟是谁首先辑得包含《大学》在内的131篇，这在目前是一个难以考定、但也不必考定的问题。宽泛地说，131篇见于西汉初期，其中包含的《大学》也必定成篇于西汉初期以前，它应该是战国中前期至西汉初期二三百年间的作品。至于它的作者，就其内容来看，应该是既微别于致思心性天道的思孟学派、更大异于强调重知隆礼的荀子学派、而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的后学。
三、 《大学》的思想影响
《大学》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