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地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4
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乃至《新唐书·艺文志》对之皆无著录，遑论其作者和时代问题了。最先对《大学》的作者提出看法的大概是北宋二程，其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3］《大学章句》这应该是着眼于《大学》的思想内容而作出的判断。但是，由于《大学》中不仅引有孔子之言，而且引有曾子所论，因此，所谓“孔氏之遗书”就不当坐实为孔子本人著述，而只能理解为孔门之遗书，这样，二程对于《大学》作者的判断就只是一种泛论了。
真正坐实《大学》作者的是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
在《大学》首章之末，朱熹又说：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注: 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页。详按朱熹两处所言，似又微有凿枘。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似言《大学》之经为孔子自著，其传则为曾子亲作；而首章之末按语又明言《大学》之经乃曾子记述孔子教言，其传则为曾门后学记述曾子之意。)
这就大致确定了《大学》乃是根据孔、曾之意而由曾子及其弟子先后记述而成的作品，其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终宋明之世，尽管对于《大学》的章句和内容有过许许多多争论，但几乎无人疑及朱熹关于《大学》作者的说法。王守仁力攻朱熹“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但却也承认《大学》出于孔子。(注: 参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其曰：“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首先对朱熹的说法提出讨论的是清代崔述，不过他的结论只是，《大学》的思想内容“盖曾子得之于孔子，而后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4］《〈大学〉非曾子所作》也就是否定了曾子本人的参与，而将记述者下推了一代或数代，与朱熹的说法实际差异不大。晚清陈澧认为，《大学》与《礼记·学记》均论“大学之道”，文本内容有相近之处，当为相互发明之作；而“大学之道”亦即大学制度迟至西汉方才形成，故《大学》应与《学记》一样，乃是西汉以后作品。对于陈澧的观点，已有学者做了具有说服力的辩驳。(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第279页注9。又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
现代学者对于《大学》作者及其成篇时代的讨论渐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基于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发展进路以及《古文尚书》、《大戴礼记》与《大学》的承传关系，断定《大学》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这一观点受到徐复观的全盘否定。(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徐氏本人则根据《大学》引述《尚书·秦誓》以及《尔雅·释训》又引述《大学》等证据，推论《大学》乃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5］244?246。徐氏将《大学》成篇的下限置于西汉以前，是有见地的；不过他仅因《大学》引《秦誓》就排除与秦敌对的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为其作者，从而将其成篇时代锁定在秦朝十余年间，则恐怕未必。《尚书》各篇的义理价值容或有差等，但作为儒家经典，其总体意义对于儒者应该是相同的，儒者不致因现实的军事政治纷争而对其中篇什有所好恶取舍。且按照徐氏推论，则《大学》作者必须是抱持与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相反立场、认同秦朝暴政及其法家观念者，否则即使身处秦朝却也完全可以不引《秦誓》。但揆诸《大学》文本，其德性伦理政治取向显然与秦朝的政治观念相对立；徐氏自己也说《大学》乃是“某一个今日无从知道姓名的伟大儒者，为了反抗法家，乃将儒家的思想，有计划地整理综合而成的教本”［5］246，这样，《大学》引《秦誓》就与其作者是否身处秦朝并无必然关系，《大学》也就不必是秦朝年间形成的作品。
冯友兰通过对《大学》与《荀子》之《不苟》、《非相》、《解蔽》诸篇文句和文义的比较，认为《大学》出于荀子后学，其时代为秦汉之际。(注: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4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7页。)冯氏关于《大学》形成时代的看法也是大致可以接受的，但将《大学》归于荀学作品，一则面临《大学》主德重仁的主导思想倾向与荀子主知重礼的主导思想倾向?扌干格不通的困难，二则也很难判定《大学》与《荀子》诸篇文句和文义的相似就一定是前者袭取后者。关于第一点，唐君毅剖论甚详。(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唐氏认为，《大学》应为七十子后学之宗奉孟子之学者在酌取墨、庄、荀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作品，其时代在“二千数百年前”，当即先秦战国时期。(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183页。)唐氏对《大学》形成时代的推论同样大致可以接受，但他将《大学》归入孟子一系，则问题多多，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论述不甚融洽。(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真正坐实《大学》作者的是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
在《大学》首章之末，朱熹又说：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注: 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页。详按朱熹两处所言，似又微有凿枘。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似言《大学》之经为孔子自著，其传则为曾子亲作；而首章之末按语又明言《大学》之经乃曾子记述孔子教言，其传则为曾门后学记述曾子之意。)
这就大致确定了《大学》乃是根据孔、曾之意而由曾子及其弟子先后记述而成的作品，其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终宋明之世，尽管对于《大学》的章句和内容有过许许多多争论，但几乎无人疑及朱熹关于《大学》作者的说法。王守仁力攻朱熹“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但却也承认《大学》出于孔子。(注: 参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其曰：“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首先对朱熹的说法提出讨论的是清代崔述，不过他的结论只是，《大学》的思想内容“盖曾子得之于孔子，而后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4］《〈大学〉非曾子所作》也就是否定了曾子本人的参与，而将记述者下推了一代或数代，与朱熹的说法实际差异不大。晚清陈澧认为，《大学》与《礼记·学记》均论“大学之道”，文本内容有相近之处，当为相互发明之作；而“大学之道”亦即大学制度迟至西汉方才形成，故《大学》应与《学记》一样，乃是西汉以后作品。对于陈澧的观点，已有学者做了具有说服力的辩驳。(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第279页注9。又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
现代学者对于《大学》作者及其成篇时代的讨论渐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基于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发展进路以及《古文尚书》、《大戴礼记》与《大学》的承传关系，断定《大学》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这一观点受到徐复观的全盘否定。(注: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徐氏本人则根据《大学》引述《尚书·秦誓》以及《尔雅·释训》又引述《大学》等证据，推论《大学》乃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5］244?246。徐氏将《大学》成篇的下限置于西汉以前，是有见地的；不过他仅因《大学》引《秦誓》就排除与秦敌对的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为其作者，从而将其成篇时代锁定在秦朝十余年间，则恐怕未必。《尚书》各篇的义理价值容或有差等，但作为儒家经典，其总体意义对于儒者应该是相同的，儒者不致因现实的军事政治纷争而对其中篇什有所好恶取舍。且按照徐氏推论，则《大学》作者必须是抱持与六国之儒或西汉之儒相反立场、认同秦朝暴政及其法家观念者，否则即使身处秦朝却也完全可以不引《秦誓》。但揆诸《大学》文本，其德性伦理政治取向显然与秦朝的政治观念相对立；徐氏自己也说《大学》乃是“某一个今日无从知道姓名的伟大儒者，为了反抗法家，乃将儒家的思想，有计划地整理综合而成的教本”［5］246，这样，《大学》引《秦誓》就与其作者是否身处秦朝并无必然关系，《大学》也就不必是秦朝年间形成的作品。
冯友兰通过对《大学》与《荀子》之《不苟》、《非相》、《解蔽》诸篇文句和文义的比较，认为《大学》出于荀子后学，其时代为秦汉之际。(注: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4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7页。)冯氏关于《大学》形成时代的看法也是大致可以接受的，但将《大学》归于荀学作品，一则面临《大学》主德重仁的主导思想倾向与荀子主知重礼的主导思想倾向?扌干格不通的困难，二则也很难判定《大学》与《荀子》诸篇文句和文义的相似就一定是前者袭取后者。关于第一点，唐君毅剖论甚详。(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唐氏认为，《大学》应为七十子后学之宗奉孟子之学者在酌取墨、庄、荀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作品，其时代在“二千数百年前”，当即先秦战国时期。(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183页。)唐氏对《大学》形成时代的推论同样大致可以接受，但他将《大学》归入孟子一系，则问题多多，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论述不甚融洽。(注: 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