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地中国语境(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1
求真的学者整天念叨“哲学社会科学”，无疑也是缺乏概念意识。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也得说不同的话，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同场域的概念对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界的当代启示。
[1]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47页。
[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 同上，第420页。
[7] 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另见1988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 “社会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后来才逐渐被学术界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学科的存在。如[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参见欧阳康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原文题为《“民族形式”商兑》。苏联的这个号召是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0]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1] 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页。
[13]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页。
[14]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15] 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6] 同上，第4页。
[17] 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8]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页。
[19] 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0] 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1]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2]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6月1日。
[23]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24]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是胡绳于1986年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25] 马洪《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是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26] 如在《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书》（1907年）中说：“今学政已改设提学使，分驻宁苏两省垣，江阴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优美之实，彬彬文学之风。”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不过，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史经学。
[27]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 另见《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页。
[28]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9] 同上，第105页。
[30]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页。
[31]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2]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这是胡乔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次党代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原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3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梁漱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批判会上提交的发言草稿题为《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文中一开头就说：“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是要肃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虽亦在要求之中，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因为那显然不是马上可得的事。”
[34]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页。原文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
[35]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页。在另外的日记中，如1955年6月22日记载，4个学部在北京向苏联代表团提意见，竺可桢代表生物地学部，潘梓年代表社会科学部。见页572。其实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以后的日记中竺可桢都将哲学社会科学理解成社会科学。见第574页，第594页，第641页，第679页，第686页等。
[36] 蔡尚思《中国
[1]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47页。
[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 同上，第420页。
[7] 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另见1988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 “社会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后来才逐渐被学术界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学科的存在。如[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参见欧阳康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原文题为《“民族形式”商兑》。苏联的这个号召是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0]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1] 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页。
[13]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页。
[14]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15] 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6] 同上，第4页。
[17] 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8]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页。
[19] 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0] 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1]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2]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6月1日。
[23]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24]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是胡绳于1986年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25] 马洪《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是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26] 如在《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书》（1907年）中说：“今学政已改设提学使，分驻宁苏两省垣，江阴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优美之实，彬彬文学之风。”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不过，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史经学。
[27]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 另见《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页。
[28]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9] 同上，第105页。
[30]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页。
[31]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2]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这是胡乔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次党代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原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3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梁漱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批判会上提交的发言草稿题为《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文中一开头就说：“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是要肃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虽亦在要求之中，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因为那显然不是马上可得的事。”
[34]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页。原文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
[35]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页。在另外的日记中，如1955年6月22日记载，4个学部在北京向苏联代表团提意见，竺可桢代表生物地学部，潘梓年代表社会科学部。见页572。其实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以后的日记中竺可桢都将哲学社会科学理解成社会科学。见第574页，第594页，第641页，第679页，第686页等。
[36] 蔡尚思《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