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地中国语境(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1
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早就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的《大学一解》一文中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45]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书中也提到大学教育应增加共同必修的科目，此种科目应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课程，尤其重要的是人文科学。[46]在三大学科中，潘光旦最重视的是人文科学。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在三大学科中，最注意的也是人文科学。唐德刚说胡适，“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起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47]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这三个学科变成了前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些学科概念表述中，“人文科学”这个概念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教条化的“哲学”代替了。
其实中国学术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大同大学章程》中规定，大学理科第一年所读，须有国学1学程，英文1学程，德文或法文1学程，及人文科学1学程。[48]梁启超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49]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所以朱红文说：“完全用社会科学取代人文科学，否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反人文科学的观点是我国和前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是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它坚持一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直线的、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观，幻想或总想建构一个简单明了、便于计划和操纵的社会世界。[50]不过更确切地说，在5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是用“哲学”来代替“人文科学”，而不是用“社会科学”来代替“人文科学”，于是“人文科学”概念被逐渐遗忘。概念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支配权的争夺。邓正来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争夺问题。[51]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对建构者的被建构状况需要进行反思以外，对于学科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概念的使用也需要关注。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术规划与管理的机构，还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文科最高管理与规划的机构，为国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当时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实现政治阴谋，想要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黎澍说：“陈伯达在1965年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现代迷信，最怕社会科学。他们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绩，采取各种野蛮手段，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52]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作为一个机构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取消了，不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仍然继续使用并且在1973年沦为一个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后，其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是共存的。学科性的发展时好时坏。在有些年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如1956年4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在青岛开学术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53]于光远实际上是纠正以往哲学对科学盲目发号施令的不合理现象。
但随着政治左倾现象的加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得到强化，而概念内在的学科性就被遗忘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1973年终于完全沦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容。
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场域性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到苏联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在当时没有经过分析就接受下来了。在1955年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苏联式的概念一进入中国就被体制化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体制化进程中特别需要继承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包括自身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态与学术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将会长期共存，这个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场域也将长期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还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当前中国学术的混乱现象与学术管理体制的落后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意识。当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不能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有明确的概念意识，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学科管理的专有概念，而学术界内部，则应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而一个
其实中国学术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大同大学章程》中规定，大学理科第一年所读，须有国学1学程，英文1学程，德文或法文1学程，及人文科学1学程。[48]梁启超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49]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所以朱红文说：“完全用社会科学取代人文科学，否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反人文科学的观点是我国和前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是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它坚持一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直线的、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观，幻想或总想建构一个简单明了、便于计划和操纵的社会世界。[50]不过更确切地说，在5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是用“哲学”来代替“人文科学”，而不是用“社会科学”来代替“人文科学”，于是“人文科学”概念被逐渐遗忘。概念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支配权的争夺。邓正来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争夺问题。[51]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对建构者的被建构状况需要进行反思以外，对于学科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概念的使用也需要关注。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术规划与管理的机构，还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文科最高管理与规划的机构，为国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当时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实现政治阴谋，想要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黎澍说：“陈伯达在1965年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现代迷信，最怕社会科学。他们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绩，采取各种野蛮手段，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52]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作为一个机构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取消了，不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仍然继续使用并且在1973年沦为一个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后，其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是共存的。学科性的发展时好时坏。在有些年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如1956年4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在青岛开学术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53]于光远实际上是纠正以往哲学对科学盲目发号施令的不合理现象。
但随着政治左倾现象的加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得到强化，而概念内在的学科性就被遗忘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1973年终于完全沦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容。
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场域性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到苏联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在当时没有经过分析就接受下来了。在1955年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苏联式的概念一进入中国就被体制化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体制化进程中特别需要继承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包括自身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态与学术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将会长期共存，这个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场域也将长期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还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当前中国学术的混乱现象与学术管理体制的落后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意识。当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不能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有明确的概念意识，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学科管理的专有概念，而学术界内部，则应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