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共执政资源地开发与优化
- 学生时代
- 2010-05-24 20:28:02
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资源的开发，特别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也进一步实现了对党执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所谓执政资源，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效能、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其变革、革命和执政力量的基础和动力来源。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将执政资源划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
一、科学发展观对党政治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政治资源，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政治行为等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中国共产党具有对公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等；此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优势、人才聚集优势、良好作风优势等。这些能量综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具有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强大的政治能量，并能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能量的大小，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其政治能量转化为执政的政治资源，并通过政治资源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
任何一个政党，它必须与政治领域形成一定的互动，因为政党与国家政权问题总是紧密相连的，掌握和影响国家政权，是政党政治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要实现自身的长期执政就必须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资源极度贫弱的境况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构有效的权威体系，以使党控制社会主要和大部分资源。但在执政党控制着社会主要和大部分资源时，政治运行机制就容易出现以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为主导的集权式的政治运行方式。国家政权及其组织系统从属于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出现以党代政。社会组织极其薄弱，并从属于政党及其组织系统。政治运行大都靠对执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来得以实现的。执政党可以控制整个社会政治，政治生活按照执政党的意图在运行。1953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开始逐渐强调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党政关系开始出现一体化的趋势，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也使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受到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论述了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问题。他严肃批评了以往执政党领导中的一些“怪现象”，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1997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变自身的治国方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方略。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概括，从而使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开发与优化奠定了基础。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们党多年的执政经验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新时期政治发展的指导理念，要求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指向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它明确了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价值取向、基本要求和创新要求。要求党在控制、推动、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通过规范自己的活动方式，努力将自己的权力收缩在合理的边界之内，不再直接指挥或替代公共权力的运作，而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引导。这种执政方式强调党组织与政权机关职能上的分工，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重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倡依法治国，把法律作为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主张对重大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党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它具体表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执政，就是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从党执政的制度上讲，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和主动有效的惩治腐败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二，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要求党执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执政的过程必然大大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执政表象上是依“法律”执政，实质上是依“人民的意志”执政。
总之，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政治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指向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要求党在运作国家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和归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使广大人民民主权利和各项权利依法得到保障，相应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握自身执政规律，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不仅有效地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大大优化了党执政的政治资源。
二、科学发展观对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国政党都在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而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会通过组织政府来进行政策制定进而贯彻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此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的变化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也同样毫不掩饰地体现在选民选票数量和政党支持率上，因为选民越来越凭借政党在经济问题上所取得的业绩来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可见，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经济资源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或者维持有着直接的作用。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与其他执政党不同的特点。“建党在先”、“以党建国”这一历史逻辑，决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但一方面，也具有与其他执政党共同的特点，如以大多数人民信任、拥护、支持作为自己合法执政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并以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和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无论在总量还是相对量上的匮乏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对经济资源开发成功与否意味着发展现代化的第一个障碍物能否成功跨越。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恢复了旧中国遭到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得到提高。遗憾的是，这样的开发规划并没有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顺利地贯彻下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经济资源的自身特点和生成周期、无视资源开发的客观规律，不仅没有将中国人民带人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反而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对经济资源的开发行为基本停滞并让路于“全面夺权”的政治斗争，从而使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出现了严重的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人的人力、物力、精力、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也越来越多。但在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人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正是党在新时期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削弱，社会矛盾就会增多，党执政的风险就会加大，因此，必须把发展放在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首位。
第二，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党经济资源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彻底改变“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为物役”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要求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科学发展观规定了党开发经济资源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使党的经济资源可以得到持续的开发。
第四，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党经济资源开发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就要统筹安排和处理好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科学发展观对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上的能量及其来源。意识形态是当代执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最基本手段。因为对执政党来说，要使党的组织和行为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不是靠政党的强制力控制，而是它的产生和运作符合社会民众的需求。但是一个政党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原始的自然村落，它面对的甚至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因而再好的政党纲领、再有利于民众的路线方针政策，都需要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散布，把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理想，即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广为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都需要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众，以形成一定的精神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又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尽可能使社会公众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法律意识和社会心理等。这样，就构筑起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也就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形态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通过灌输式的宣传和全方位的思想控制来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塑造力量。意识形态资源在党全力开发的情况下也大量释放效能，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获取的最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不仅从思想上整合“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通过对共同信念和奋斗方向的阐明、描述，激励着人们为之而统一行动。而且在执政资源系统内部还发挥着重要的转换功能，也就是说，党执政资源系统内部经济资源的缺失可以依靠意识形态资源来弥补和转化。此时，意识形态的效应之所以强大与整个社会呈同质化、整体化的特征，社会分化程度低以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低有极大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以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文化领域为突破口的。随着一场检验真理标准的意识形态讨论在全国展开，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从变异中得以恢复和发展，也正是这种变化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人们价值观日趋多样和复杂。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诸多方面的冲击，也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空问和解释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及其所致力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是为进一步开发党的意识形态资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方式由控制灌输转变为更加灵活和科学的方式。1950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这句话说明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事实上不应该采取强制的办法，而应该是人们通过认可并主动接受并达到完全信服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尤其是社会利益的分化，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个体，其独立思考和独立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法律逐步健全进而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也激发了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要求当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更加灵活和科学的方式，通过教育、宣传和讲解等民主的方式，使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有特定的表达平台和通畅表达渠道，这恰恰可以真正说服人、影响人、凝聚人心。
第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发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效应。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的意识，不断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度和影响力。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这种认同和达成共识的过程既是党的意识形态在人民中不断散布的过程，也是党的意识形态资源进一步开发的过程。
四、科学发展观对党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党执政的社会资源是指党可以调动和利用的一切积极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包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在政党的执政资源中，“社会”一词不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体”，而是强调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且相对分离的非政治领域。从空间上看，它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类似于人们通常所谓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源位居资源系统的最外围，作用力相对减弱，但是，有效的开发、合理的使用，尤其在其生存空问日益扩大的当下，对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摆脱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境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资源实施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国家对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实行集中计划配置和管理。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分化程度低，社会组织结构简单，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传统同质性、整体性社会的解体，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同时，市场经济也促进了社会内各阶层的分化，使利益主体取向多元化、异质化，使利益团体多样化。由于社会内部各利益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自身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市场作用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导致其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中产生差别，他们通过市场这个舞台获取资源的方式、途径以及最终占有资源份额各不相同，资源占有不均等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变化。同时与传统体制和市场相伴“权力寻租”现象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依然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在市场与非市场的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各个利益主体占有和利益实现过程中产生差别，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财富、收入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了原来同质、整体性的社会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既是为应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问题的重大举措，也为党社会资源的开发指明了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与国家民主化、法治化形成互动效应。一方面要积极塑造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以使他们可以通过多方式、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二，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从而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和支持。
第三，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的活力。
第五，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第六，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总之，面对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分化和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给党的社会资源带来了深层次的挑战。如何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首要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为之努力而着手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我们新时期应对这种挑战的理论诉求，也是开发党社会资源的必要之举。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所指出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并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所有资源，因此，科学发展观对党执政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也不仅仅是这四种资源，其实科学发展作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党执政的其他资源，如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群众资源的开发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这四个部分而言，它们之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换的。在互补的过程中，资源产品可以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以此弥补某一资源低下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可以充分利用每种资源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广泛开展不同资源的互补与替代活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所谓执政资源，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效能、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其变革、革命和执政力量的基础和动力来源。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将执政资源划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
一、科学发展观对党政治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政治资源，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政治行为等的认同和支持，以及中国共产党具有对公众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等；此外也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优势、人才聚集优势、良好作风优势等。这些能量综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具有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强大的政治能量，并能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能量的大小，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其政治能量转化为执政的政治资源，并通过政治资源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
任何一个政党，它必须与政治领域形成一定的互动，因为政党与国家政权问题总是紧密相连的，掌握和影响国家政权，是政党政治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要实现自身的长期执政就必须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资源极度贫弱的境况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构有效的权威体系，以使党控制社会主要和大部分资源。但在执政党控制着社会主要和大部分资源时，政治运行机制就容易出现以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为主导的集权式的政治运行方式。国家政权及其组织系统从属于执政党及其组织系统，出现以党代政。社会组织极其薄弱，并从属于政党及其组织系统。政治运行大都靠对执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来得以实现的。执政党可以控制整个社会政治，政治生活按照执政党的意图在运行。1953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开始逐渐强调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党政关系开始出现一体化的趋势，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也使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受到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论述了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问题。他严肃批评了以往执政党领导中的一些“怪现象”，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1997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变自身的治国方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方略。2002年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概括，从而使我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开发与优化奠定了基础。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们党多年的执政经验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新时期政治发展的指导理念，要求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指向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它明确了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价值取向、基本要求和创新要求。要求党在控制、推动、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通过规范自己的活动方式，努力将自己的权力收缩在合理的边界之内，不再直接指挥或替代公共权力的运作，而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引导。这种执政方式强调党组织与政权机关职能上的分工，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重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倡依法治国，把法律作为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主张对重大问题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形成党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它具体表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执政，就是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从党执政的制度上讲，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和主动有效的惩治腐败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二，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要求党执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执政的过程必然大大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执政表象上是依“法律”执政，实质上是依“人民的意志”执政。
总之，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政治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指向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要求党在运作国家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和归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使广大人民民主权利和各项权利依法得到保障，相应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握自身执政规律，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不仅有效地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大大优化了党执政的政治资源。
二、科学发展观对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经济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能量及其来源。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国政党都在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而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会通过组织政府来进行政策制定进而贯彻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此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的变化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影响也同样毫不掩饰地体现在选民选票数量和政党支持率上，因为选民越来越凭借政党在经济问题上所取得的业绩来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可见，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经济资源对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或者维持有着直接的作用。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与其他执政党不同的特点。“建党在先”、“以党建国”这一历史逻辑，决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但一方面，也具有与其他执政党共同的特点，如以大多数人民信任、拥护、支持作为自己合法执政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并以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合法性的构建和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无论在总量还是相对量上的匮乏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对经济资源开发成功与否意味着发展现代化的第一个障碍物能否成功跨越。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恢复了旧中国遭到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得到提高。遗憾的是，这样的开发规划并没有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顺利地贯彻下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经济资源的自身特点和生成周期、无视资源开发的客观规律，不仅没有将中国人民带人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反而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对经济资源的开发行为基本停滞并让路于“全面夺权”的政治斗争，从而使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出现了严重的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人的人力、物力、精力、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也越来越多。但在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人科学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正是党在新时期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削弱，社会矛盾就会增多，党执政的风险就会加大，因此，必须把发展放在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首位。
第二，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党经济资源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彻底改变“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为物役”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要求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科学发展观规定了党开发经济资源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使党的经济资源可以得到持续的开发。
第四，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党经济资源开发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就要统筹安排和处理好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科学发展观对党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上的能量及其来源。意识形态是当代执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最基本手段。因为对执政党来说，要使党的组织和行为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不是靠政党的强制力控制，而是它的产生和运作符合社会民众的需求。但是一个政党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原始的自然村落，它面对的甚至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因而再好的政党纲领、再有利于民众的路线方针政策，都需要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散布，把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理想，即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广为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都需要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众，以形成一定的精神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又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尽可能使社会公众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法律意识和社会心理等。这样，就构筑起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也就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形态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通过灌输式的宣传和全方位的思想控制来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塑造力量。意识形态资源在党全力开发的情况下也大量释放效能，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获取的最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不仅从思想上整合“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通过对共同信念和奋斗方向的阐明、描述，激励着人们为之而统一行动。而且在执政资源系统内部还发挥着重要的转换功能，也就是说，党执政资源系统内部经济资源的缺失可以依靠意识形态资源来弥补和转化。此时，意识形态的效应之所以强大与整个社会呈同质化、整体化的特征，社会分化程度低以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低有极大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以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文化领域为突破口的。随着一场检验真理标准的意识形态讨论在全国展开，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从变异中得以恢复和发展，也正是这种变化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人们价值观日趋多样和复杂。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诸多方面的冲击，也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空问和解释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及其所致力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是为进一步开发党的意识形态资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方式由控制灌输转变为更加灵活和科学的方式。1950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这句话说明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事实上不应该采取强制的办法，而应该是人们通过认可并主动接受并达到完全信服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尤其是社会利益的分化，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个体，其独立思考和独立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法律逐步健全进而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也激发了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要求当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更加灵活和科学的方式，通过教育、宣传和讲解等民主的方式，使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有特定的表达平台和通畅表达渠道，这恰恰可以真正说服人、影响人、凝聚人心。
第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发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效应。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的意识，不断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度和影响力。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这种认同和达成共识的过程既是党的意识形态在人民中不断散布的过程，也是党的意识形态资源进一步开发的过程。
四、科学发展观对党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党执政的社会资源是指党可以调动和利用的一切积极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包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在政党的执政资源中，“社会”一词不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体”，而是强调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且相对分离的非政治领域。从空间上看，它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类似于人们通常所谓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源位居资源系统的最外围，作用力相对减弱，但是，有效的开发、合理的使用，尤其在其生存空问日益扩大的当下，对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摆脱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境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资源实施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国家对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实行集中计划配置和管理。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分化程度低，社会组织结构简单，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结果，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传统同质性、整体性社会的解体，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同时，市场经济也促进了社会内各阶层的分化，使利益主体取向多元化、异质化，使利益团体多样化。由于社会内部各利益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自身条件的差异，他们在市场作用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导致其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中产生差别，他们通过市场这个舞台获取资源的方式、途径以及最终占有资源份额各不相同，资源占有不均等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变化。同时与传统体制和市场相伴“权力寻租”现象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依然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在市场与非市场的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各个利益主体占有和利益实现过程中产生差别，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财富、收入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了原来同质、整体性的社会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举措的提出，既是为应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问题的重大举措，也为党社会资源的开发指明了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与国家民主化、法治化形成互动效应。一方面要积极塑造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以使他们可以通过多方式、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二，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从而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和支持。
第三，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的活力。
第五，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第六，党社会资源的开发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总之，面对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分化和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给党的社会资源带来了深层次的挑战。如何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首要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为之努力而着手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我们新时期应对这种挑战的理论诉求，也是开发党社会资源的必要之举。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所指出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并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所有资源，因此，科学发展观对党执政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也不仅仅是这四种资源，其实科学发展作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党执政的其他资源，如制度资源、组织资源、群众资源的开发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资源这四个部分而言，它们之间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换的。在互补的过程中，资源产品可以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以此弥补某一资源低下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可以充分利用每种资源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广泛开展不同资源的互补与替代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