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後现代主义与中国地现代化
- 学生时代
- 2009-12-27 21:49:42
摘要：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後现代主义是西方对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西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中国必须选择现代性，不可能“直通式”进入後现代社会。
一、现代性解说蒸
现代性（modernity）的社会学意蕴是甚麽？ 它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徵的术语，吉登斯（A.Ggiddens）曾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Life）或组织（organisation）的模式，之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宋林飞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台湾学者叶启政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特定历史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动基调。扼要地说，现代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它得以让‘理性’以不同的转形样态表现在社会中不同的面相。”概言之，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现代性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无疑，现代性具有这方面的“面相”，它可以“大略地等同於‘工业化的世界’”。然而，现代性更多地是在欧洲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却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
对於现代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逻辑起点进行理解。其一，从後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来看，现代性昭示着一种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在被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中会受到本土传统的反击，但它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力影响着後发国家的社会变迁，形塑着它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为西方社会带来经济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生产的富足，这种物质层面的强示范效应是一种不可抗力，它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於是，现化性被奉为现代化的“神明”，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化”和对本土传统的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恰恰是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产生了“现代性”这种东西，而不是东方或本土。其二，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於一种延续的“传统”。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现代性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大概要上溯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开创了新兴的自然科学，奠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基础，马克思说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繁荣造就了欧洲社会的强盛（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同时，文化和社会的双向“反哺”使现代性日益凸显出来，在此之後，现代性以不可逆转之势茁壮成长，由它创造的现代文明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其合法性长期以来备受尊崇，直到60年代以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後现代主义的兴起，它的霸权地位才受到怀疑。
二、後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後现代”一词最早曾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後现代思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本世纪60年代以後，到70年代其影响已较广泛，80年代以来以法国为中心，後现代话语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 F. Lyatard）等。後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它的目标在於消除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後现代主义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它特别关注合法化危机和支配世界文化系统以现代计算机和传媒为特徵的这些方面，对基於共识，理性沟通行动和人类自由之上的理论和科学深表怀疑，试图寻求关於社会、语言和人类主体的新观念，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後现代主义者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这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正是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於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难辞其责。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後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正如格里芬（ D.R.Griffin）所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後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麽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
後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於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尽管现代性在後现代主义者眼里有种种劣行，然而，後现代主义却难以摆脱对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关系。它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後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显然，问题的难度是不小的，因为这不仅关涉到现代性的命运，更关涉到人类社会的前途。
三、现实的考察：现代性、後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也
从现实的社会环境考察，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後现代主义，相对於中国来讲，都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意义。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中国之所以落後於西方，是否因为中国的社会母体中没有孕育出现代性？换句话说，中西差异是不是可以看作“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异？第二，如果承认中西差异，那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是可以看作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化过程？进言之，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第三，如果後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延续，那麽中国能不能“直通式”进入後现代状态？或者说中国能不能绕开现代性的弊端而直接进入所谓的“後现代社会”？第四，前面的问题中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西方的现代性或後现代主义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亦即不管是西方的现代性，还是其後现代主义仍是普世化的典范？第五，能否在中国社会母体中孕育出不同於西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而这种现代性的新形态要明显优越於西方的现代性且不同於後现代状态？
以上几个问题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思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答案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显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的论争，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反过来讲，发展离不开理念的导引，对现代性、後现代主义的梳理正是为了中国健康、有效地发展。因此，对前面几个问题的解答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中国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否可以归结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异？对人类历史的纵向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处於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及至汉唐，达到鼎盛，尔後逐步走向衰落。黄仁宇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不同意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看法，不过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朝之初，仍然面临现代化的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但被清王朝的统治者错过了，等到鸦片战争爆发，国家已无力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也有的学者，如韦伯（MarWeber）认为中国的落後是因为中国的儒教不能像西方的新教那样培育出资本主义精神，那麽，究竟是甚麽原因造成中西发展的错位呢？也许，单就中西发展的不同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有明显二分的色彩，但是姑且将二者从人类社会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加以比较，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因。
在中国，真正可以被称得上“传统”的东西是儒教。儒家思想自春秋形成，经秦、汉统治者放大，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合法性权威的思想武器，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修齐治平”、“中庸仁礼”等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尽管在五四运动时期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囗号，“文革” 期间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然而儒家传统却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难以祛除。如何评判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甚麽样的关系？不少学者已经提出很多有见地的观点。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既是创造中国封建社会辉煌文明的基础，又是中国社会式微的根源。这里，需要把西方社会搬出来作一叁照，在中国占据世界文明霸主地位的同时，西方社会正在艰难地从奴隶制城邦国家向封建社会过渡。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英国率先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之後法、意等国也步入世界强国之列。是甚麽原因促成了西方社会的这一转型呢？是启蒙。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科学与理性成长起来，亦即培育了现代性，如果说儒家思想培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那麽现代性则造就了崭新的西方现代文明。“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两种文明的不同载体，而且两者的形成都赖於启蒙；儒家思想形成於“百家争呜”的春秋时期，现代性则是在文艺复兴以後，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理性的增长出现的。不同是两者相距的时间久远了一些，传统的儒家思想已如步入耄耋的老人，而现代性却如初出茅庐的少年，两相较力，结果可想而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文明的载体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而现代性却正处於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阶段，中西社会之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差距。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不可以看作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容易招致意识形态化的抨击，不过一直以来大凡谈论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回避“西方化”还是“某某化”的问题。汪丁丁说过，“如果我们承认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家‘逼出来’的，如果我们再承认中国传统内原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那麽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化’（技术的、制度的、思想的），同时不能不带着‘传统与现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双重冲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取代”不是单纯的拿来与灌输，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性”会节节败退，现代性也会在“传统性”的冲击下出现裂痕， “由於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现代性。 ”
再次，中国能否“直通式”进入後现代社会？关於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的关系，笔者倾向於把後现代主义看作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即後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吉登斯认为，“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他认为“後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笔者赞同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不是一种终结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的延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载体，其生命力远未走到尽头。而且，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现代性以外，并无别的道路可走，後现代主义必将在经历了“启蒙（反传统）━後启蒙（反省反传统）━非启蒙（复归传统）”的过程之後复归於现代性。应当说，现代性本身需要不断反思，需要不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复归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充实提升的过程，後现代主义也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扬弃”。
後现代主义者曾经设想後现代主义可以消解现代性的弊端，格里芬在为《後现代科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里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後现代化’ 了。”这种浪漫的神话听起来是诱人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後并渴望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後现代主义似乎提供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捷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後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性相对成熟以後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後现代主义的现实土壤，离开了现代性也就谈不上後现代主义。在中国，目前所缺少的不单是後现代主义，更缺少现代性这种东西，如果不注重现代性的培育，而幻想一步进入後现代状态，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发展主体目标的缺失，进而导致整个发展进程的混乱。这正如後现代左派批评的那样，後现代派实际上把对商品化，官僚化社会的不满和对还原理性的合理批评误导到反科学、反理性的歧途。
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的道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内生型，一条是自主选择型。自发内生型的发展多是自然演进的的结果，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之於西方就是如此，自主选择型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理性建构的色彩，它要求给出一定的社会发展的期望模型，然後照此办理，人类历史的发展应当说是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一定时点上可以表现为单一线路的演进，或者是以一单线路为主导的演进，对於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理性建构的自主选择型发展，这种发展道路客观上要求确立一个叁照模型，并以合理的发展模式向这一模型接近。无疑，中国的发展模型是现代性，而非连西方社会也尚无定论的“後现代状态”，而且，对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操作来说，中国宜采取渐进型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後现代社会的“直通式”跨越。值得一提的是，後现代主义对於中国现代化模型的设计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第四，中国会否选择现代性？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多元化，多样性的系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但是一条生物进化的铁律，也是一条社会法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先进民族战胜落後民族，强大的国家侵吞弱小的国家。社会竞争的法则是弱肉强食，和平只是一种短暂制衡，因此，对於民族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应变能力，在社会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力图使自己处於优势地位。当前，现代性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强剌激。毋庸置疑，它正在再一次改写人类文明的进程，形塑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对於中国来讲，现代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
那麽，西方的现代性是不是普世化的典范？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如果西方的现代性不是普世化的典范，那麽要麽有一种（或两种及以上）与西方现代性并驾齐驱的现代性，要麽彻底放弃现代性，遗憾的是，并没有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提并论的现代性，而彻底放弃现代性则意味着被人类社会的竞争法则所淘汰。显然，否认现代性是普世化的典范的立论至少在现阶段是站不住脚的，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承认西方的现代性是普世化的典范，那麽多元化，多样性如何可能？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必须有相同的“面相”，相反，现代性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不同的形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建构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是多元的，正如许纪霖所说，“人家西洋文化也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英美经验主义学派、欧陆唯理主义学派等层次不一、无穷无尽的分野。 ……再确切一点说，西方文化大概也属该被後现代大潮解构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整体，也没有理所当然的中心，它是多元的复调，是个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正是启蒙所必需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这种“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
四、结语
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现代性也远未终结，中国的现代化在经历了百年探索与种种磨难之後，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奋力前行，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着力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努力必将一次次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走到生命的尽头，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传统” ；也一定会有那麽一天，现代性会被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载体所取代。
一、现代性解说蒸
现代性（modernity）的社会学意蕴是甚麽？ 它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徵的术语，吉登斯（A.Ggiddens）曾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Life）或组织（organisation）的模式，之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宋林飞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台湾学者叶启政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特定历史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动基调。扼要地说，现代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它得以让‘理性’以不同的转形样态表现在社会中不同的面相。”概言之，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现代性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无疑，现代性具有这方面的“面相”，它可以“大略地等同於‘工业化的世界’”。然而，现代性更多地是在欧洲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却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
对於现代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逻辑起点进行理解。其一，从後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来看，现代性昭示着一种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在被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中会受到本土传统的反击，但它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力影响着後发国家的社会变迁，形塑着它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为西方社会带来经济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生产的富足，这种物质层面的强示范效应是一种不可抗力，它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於是，现化性被奉为现代化的“神明”，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化”和对本土传统的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恰恰是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产生了“现代性”这种东西，而不是东方或本土。其二，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於一种延续的“传统”。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现代性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大概要上溯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开创了新兴的自然科学，奠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基础，马克思说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繁荣造就了欧洲社会的强盛（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同时，文化和社会的双向“反哺”使现代性日益凸显出来，在此之後，现代性以不可逆转之势茁壮成长，由它创造的现代文明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其合法性长期以来备受尊崇，直到60年代以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後现代主义的兴起，它的霸权地位才受到怀疑。
二、後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後现代”一词最早曾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後现代思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本世纪60年代以後，到70年代其影响已较广泛，80年代以来以法国为中心，後现代话语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 F. Lyatard）等。後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它的目标在於消除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後现代主义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它特别关注合法化危机和支配世界文化系统以现代计算机和传媒为特徵的这些方面，对基於共识，理性沟通行动和人类自由之上的理论和科学深表怀疑，试图寻求关於社会、语言和人类主体的新观念，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後现代主义者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这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正是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於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难辞其责。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後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正如格里芬（ D.R.Griffin）所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後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麽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
後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於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尽管现代性在後现代主义者眼里有种种劣行，然而，後现代主义却难以摆脱对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关系。它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後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显然，问题的难度是不小的，因为这不仅关涉到现代性的命运，更关涉到人类社会的前途。
三、现实的考察：现代性、後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也
从现实的社会环境考察，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後现代主义，相对於中国来讲，都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意义。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带给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中国之所以落後於西方，是否因为中国的社会母体中没有孕育出现代性？换句话说，中西差异是不是可以看作“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异？第二，如果承认中西差异，那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是可以看作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化过程？进言之，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第三，如果後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延续，那麽中国能不能“直通式”进入後现代状态？或者说中国能不能绕开现代性的弊端而直接进入所谓的“後现代社会”？第四，前面的问题中还隐含着另一个问题：西方的现代性或後现代主义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亦即不管是西方的现代性，还是其後现代主义仍是普世化的典范？第五，能否在中国社会母体中孕育出不同於西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而这种现代性的新形态要明显优越於西方的现代性且不同於後现代状态？
以上几个问题只是一种学理上的思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答案相对来讲要简单一些。显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的论争，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反过来讲，发展离不开理念的导引，对现代性、後现代主义的梳理正是为了中国健康、有效地发展。因此，对前面几个问题的解答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中国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否可以归结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异？对人类历史的纵向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处於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及至汉唐，达到鼎盛，尔後逐步走向衰落。黄仁宇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不同意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看法，不过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朝之初，仍然面临现代化的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但被清王朝的统治者错过了，等到鸦片战争爆发，国家已无力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也有的学者，如韦伯（MarWeber）认为中国的落後是因为中国的儒教不能像西方的新教那样培育出资本主义精神，那麽，究竟是甚麽原因造成中西发展的错位呢？也许，单就中西发展的不同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有明显二分的色彩，但是姑且将二者从人类社会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加以比较，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因。
在中国，真正可以被称得上“传统”的东西是儒教。儒家思想自春秋形成，经秦、汉统治者放大，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合法性权威的思想武器，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修齐治平”、“中庸仁礼”等思想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尽管在五四运动时期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囗号，“文革” 期间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然而儒家传统却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难以祛除。如何评判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甚麽样的关系？不少学者已经提出很多有见地的观点。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既是创造中国封建社会辉煌文明的基础，又是中国社会式微的根源。这里，需要把西方社会搬出来作一叁照，在中国占据世界文明霸主地位的同时，西方社会正在艰难地从奴隶制城邦国家向封建社会过渡。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英国率先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之後法、意等国也步入世界强国之列。是甚麽原因促成了西方社会的这一转型呢？是启蒙。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科学与理性成长起来，亦即培育了现代性，如果说儒家思想培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那麽现代性则造就了崭新的西方现代文明。“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两种文明的不同载体，而且两者的形成都赖於启蒙；儒家思想形成於“百家争呜”的春秋时期，现代性则是在文艺复兴以後，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理性的增长出现的。不同是两者相距的时间久远了一些，传统的儒家思想已如步入耄耋的老人，而现代性却如初出茅庐的少年，两相较力，结果可想而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文明的载体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而现代性却正处於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阶段，中西社会之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差距。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不可以看作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容易招致意识形态化的抨击，不过一直以来大凡谈论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回避“西方化”还是“某某化”的问题。汪丁丁说过，“如果我们承认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家‘逼出来’的，如果我们再承认中国传统内原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那麽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化’（技术的、制度的、思想的），同时不能不带着‘传统与现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双重冲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取代”不是单纯的拿来与灌输，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性”会节节败退，现代性也会在“传统性”的冲击下出现裂痕， “由於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现代性。 ”
再次，中国能否“直通式”进入後现代社会？关於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的关系，笔者倾向於把後现代主义看作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即後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吉登斯认为，“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他认为“後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笔者赞同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不是一种终结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的延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载体，其生命力远未走到尽头。而且，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现代性以外，并无别的道路可走，後现代主义必将在经历了“启蒙（反传统）━後启蒙（反省反传统）━非启蒙（复归传统）”的过程之後复归於现代性。应当说，现代性本身需要不断反思，需要不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复归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充实提升的过程，後现代主义也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扬弃”。
後现代主义者曾经设想後现代主义可以消解现代性的弊端，格里芬在为《後现代科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里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後现代化’ 了。”这种浪漫的神话听起来是诱人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後并渴望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後现代主义似乎提供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捷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後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性相对成熟以後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後现代主义的现实土壤，离开了现代性也就谈不上後现代主义。在中国，目前所缺少的不单是後现代主义，更缺少现代性这种东西，如果不注重现代性的培育，而幻想一步进入後现代状态，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发展主体目标的缺失，进而导致整个发展进程的混乱。这正如後现代左派批评的那样，後现代派实际上把对商品化，官僚化社会的不满和对还原理性的合理批评误导到反科学、反理性的歧途。
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的道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内生型，一条是自主选择型。自发内生型的发展多是自然演进的的结果，现代性与後现代主义之於西方就是如此，自主选择型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理性建构的色彩，它要求给出一定的社会发展的期望模型，然後照此办理，人类历史的发展应当说是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一定时点上可以表现为单一线路的演进，或者是以一单线路为主导的演进，对於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理性建构的自主选择型发展，这种发展道路客观上要求确立一个叁照模型，并以合理的发展模式向这一模型接近。无疑，中国的发展模型是现代性，而非连西方社会也尚无定论的“後现代状态”，而且，对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操作来说，中国宜采取渐进型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也无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後现代社会的“直通式”跨越。值得一提的是，後现代主义对於中国现代化模型的设计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第四，中国会否选择现代性？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多元化，多样性的系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但是一条生物进化的铁律，也是一条社会法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先进民族战胜落後民族，强大的国家侵吞弱小的国家。社会竞争的法则是弱肉强食，和平只是一种短暂制衡，因此，对於民族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应变能力，在社会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力图使自己处於优势地位。当前，现代性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强剌激。毋庸置疑，它正在再一次改写人类文明的进程，形塑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对於中国来讲，现代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
那麽，西方的现代性是不是普世化的典范？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如果西方的现代性不是普世化的典范，那麽要麽有一种（或两种及以上）与西方现代性并驾齐驱的现代性，要麽彻底放弃现代性，遗憾的是，并没有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提并论的现代性，而彻底放弃现代性则意味着被人类社会的竞争法则所淘汰。显然，否认现代性是普世化的典范的立论至少在现阶段是站不住脚的，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承认西方的现代性是普世化的典范，那麽多元化，多样性如何可能？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必须有相同的“面相”，相反，现代性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不同的形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建构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是多元的，正如许纪霖所说，“人家西洋文化也有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英美经验主义学派、欧陆唯理主义学派等层次不一、无穷无尽的分野。 ……再确切一点说，西方文化大概也属该被後现代大潮解构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整体，也没有理所当然的中心，它是多元的复调，是个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正是启蒙所必需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这种“热热闹闹的众声喧哗”。
四、结语
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现代性也远未终结，中国的现代化在经历了百年探索与种种磨难之後，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奋力前行，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着力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努力必将一次次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走到生命的尽头，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传统” ；也一定会有那麽一天，现代性会被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载体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