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003366>传统与现代地衡平：熊彼特思想述论</font>
- 学生时代
- 2009-12-26 20:30:49
在西方学界，熊彼特是以其经济学研究而闻名的。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他因立足于一种作为文化进程的资本主义整体背景而显示了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熊彼特竭力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成就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它覆灭的诸条件，这些条件将指定社会主义为第一继承人。但是，就像一位医生预告他的病人马上要死并不等于他愿意这个病人立即归天一样，熊彼特强调说，他预测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也不等于他喜欢这个进程，相反，他倒是希望给这个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病人开出一副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由于这副妙药的关键成分是一些前资本主义因素，因此，熊彼特的理论建构透露出一种甚为鲜明的保守取向。[1 ]
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
与激烈反传统的新潮自由主义分子不同，西方文化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反复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只有在同它脱胎而出的传统社会联系起来时，才能被恰当地理解。按照他们的看法，理论的抽象也许可以删繁就简，但实际的历史变迁却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新的社会形态都在旧社会的母体内孕育，不仅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而且从中吸收了不可缺少的生命给养。因此，至少就转型时期来说，社会的金字塔不是一种材料构筑而成的。熊彼特将这样一种新旧成分交织的复合社会形态，称作“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2]
事实上，这种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也是韦伯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韦伯才断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初创阶段的合理弹性受到了影子一般的前市场社会精神气质的隐性支撑。在他看来，先于资本主义时代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一方面以经过改造的开放姿态认可积极入世的功利追求；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责任、义务、信用和承诺来对个人贪欲予以节制和疏导，从而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与合理运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伦理基础。[3]因此，韦伯给人的一个启示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是残留物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就积极影响而言，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熊彼特由此进一步追问：倘说传统遗产在文化意义上为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初始条件，那么，类似的判断是否可以推演到其他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呢？
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一种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政治体系，首先必须是一种有秩序的政治体系。历史地看，这种秩序的获得，对内需要克服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的稳定统一；对外需要摆脱它国挟制，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在近代欧洲，这个任务是由王权势力担当并完成的。作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现成的专政机器，当王权以压倒一切的强硬手段结束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客观上也就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重大障碍。亨廷顿指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君主与新兴中等阶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致的利益。”[4]
这种“一致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熊彼特的看法是，不论后人怎样用挑剔的眼光来评论，它都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那个两栖社会结构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新旧社会阶层间存在的利益一致性，反映了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积极的共生关系。据熊彼特观察，这种共生关系具有双向互惠的意味。一方面，尚嫌稚弱的新兴资产阶级特别需要专制君主的政治庇护。因此，它想方设法“把国家拉到自己身边来，作为回报，它也为国家服务，为不同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利益服务”。[5]另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又不断地增加着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依赖。它不仅靠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的愈益递增的国库收入过日子，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和修改其对内对外政策。
这样，在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中就产生了一种颇为奇特的分工。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作为分工一方的资产者阶层主要承担经济职能。虽然他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工商业利益，也许会向封建的政治体系施压，或者以反贵族特权之类的形式试探着进行某种政治介入，但总的来讲，他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这种分工是称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经济人的资产者需要政治保护，但其专注于成本核算的合理主义气质又显得平庸与温良，以致根本就缺乏实施政治统治所必须的超凡魅力和英雄气魄。他们自己惟一可打的是一张经济牌。而其惯用手法，要么是答应给钱或拿不给钱吓唬人；要么就是收买一个佣兵队长、新闻记者或政界人物来为其撑腰鼓劲。但是熊彼特提醒说，所有这些伎俩的政治价值都不好过分地高估。归根到底，在传统惯性依然十分强大的那个时代，资产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具备激动人心的政治蛊惑力量。“在营业公事房里，他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天才，但他绝对没有本领在公事房外面吆喝一群鹅——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讲台上。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喜欢人们把他丢在一边，他自己则把政治丢在一边。”[6]
与熊彼特的上述判断相对照，近代工商业阶层在市政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才能和成就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熊彼特认为，这个例外非但没有削弱他的理由，反而加强了他的论据。因为在现代都市出现以前，市政管理就同营业管理的性质差不多。就此而论，它落到工商业阶层手中，并按照营业所的方法和精神去处理，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在格外有利的条件下，工商业阶层领导的城市政治甚至发展成了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的共和国。但是熊彼特指出，近代欧洲历史上的商人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的大竞赛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失败了。这表明，至少在资本主义成长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的装备低劣得不足以应付任何国家通常必须面对的秩序、稳定和安全问题。“它不仅不能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这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7]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这个主人就是封建君主及其贵族同盟。他们作为两栖社会结构中分工的另一方，是以政治为职业的。在熊彼特看来，与资产者专注于成本核算的理性气质判然有别，贵族骑士由于特殊的历史熏陶而形成了勇武善战的英雄主义气派。他们不仅具备挥舞刀剑的技术专长，而且崇尚为战斗而战斗、为胜利而胜利的价值信条。正是这种喜好征服的职业习惯，使他们在社会各阶层的心目中保有神秘的魅力和独特的威势，并且能够通过服务对象的转变而适应于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熊彼特评论说，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贵族原有的法律特权不得不逐项放弃，但是，凭着渗入骨髓的职业本能，他们却可以为了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而照旧去治理国家，“直到完整无损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末期”。这样，同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传统道德遗产相类似，熊彼特在资本主义早期政治结构中发现了内在的封建成分：“这个结构的钢框架仍然是用封建社会的人和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材料仍在按前资本主义模式办事。它充斥在国家机关里，充当军官、制订政策——它作为统治阶级而活跃着，并且，虽然它考虑到资产阶级利益，但它总是小心地跟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一切不光是返祖遗传，这是两个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 [8]
因此，熊彼特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前资本主义因素并不仅仅是阻止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免于崩溃的保护支架。反过来说，随着资本主义把这个支架当作纯粹的障碍来摧毁，它也就赶走和自己共生的老伙伴，而变得无人庇护、孤立无援了。新潮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习惯于把摆脱封建束缚看作是一场社会大解放，但熊彼特却在这条解放之路的尽头遥见到一个万丈深渊。他断定“资本主义政策所摧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免不了要摧毁的限度”，[9]以此对自由主义的盲目自负作了一个保守的反拨。
崩坏中的墙垣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把握由两条思路贯通而成。在共时意义上，他把资本主义的原初形态看作一个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不仅意味着新旧社会阶层的同时并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特定条件下的利益耦合。但是，熊彼特认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对前资本主义因素提供的给养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因此，在过程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表现为抛弃前资本主义的负载而促成两栖社会结构的解体。对于由此产生的长远后果，熊彼特用贵族味十足的保守口气作了否定的价值判断。他觉得社会演进的理想轨迹不该这样。但是，身为经济学家，注重实证分析的学理风格又驱使他竭力探讨：历史进程必然如此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依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社会。在这里，奖励和惩罚均用金钱来衡量。“营业上的成功和营业上的失败在观念上清楚明白到理想的程度，两者都是不能靠闲谈来打发掉的。”[10]于是，获利的无穷诱惑和竞争的巨大压力，就将资本主义拖入了一个不断寻求创新的运行轨道。“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运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11]
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在熊彼特看来就可以恰当地表述为愈益加速和不断扩张的“创新”。但这里的所谓“创新”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因为，不论技术上的新发明何等重要，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化运作来说，仅当它被运用于经济活动的时候，才真正属于创新机制的合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的主体不是工程师而是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最不墨守成规、最富于冒险精神，因而是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一类角色。[12]这类角色不仅因为善于把握别人不能发现或者虽发现却不敢投资于其中的盈利机会而倍受熊彼特关注，更重要的是，熊彼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强烈欲望，一种“为战斗而战斗的”的贵族骑士的遗风。这种遗风使之残存着些许人格魅力。[13]
但是，这种魅力在历史的发展中一步步耗散了。原因不在别的，就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本身有一种祛除巫魅、抑制情感的灰暗色调。在这里，成功和失败被简洁明了地归结为赚钱和赔本。因此，任何人想在这个领域立足，不仅要有开拓性格，而且必须养成善于精打细算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4]“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正是日常经济事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得到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我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逻辑导源于经济决定的模式，或者，用我的得意的词句来说，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15]
熊彼特指出，由于经济行为几乎和文明史一样的久长，因此，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也就先于资本主义时代。然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只是一种特殊的、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且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它通常附属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前合理化水平的主导性社会文化结构。仅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征服和塑造全社会，从而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主导结构本身。在熊彼特看来，这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商品经济由萌芽形式到成熟形式的充分发展有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交换价值这一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抽象形式上，使古来就有的谋利冲动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展的纯粹形态。由于这一历史转折，它为“屹立在经济领域的个人成就的一个新阶级开拓了社会空间”，同时又反过来把具有高超智力的大多数头等人才吸引到这个领域之中。[16]特别重要的是，获得的无穷诱惑和优胜劣败的竞争法则，将迫使任何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不得不运用他聪明的头脑，对投入一产出进行精心筹划，并尽可能地把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融入他的企业经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以失败的经常威胁把一种合理的态度强加给人们，而且将作为交换价值之符号化身的货币单位提升为成本一利润的计算工具，从而为合理谋划提供了统一明晰的标准尺度和规范可行的操作手段。这一手段的广泛运用，使企业的效益原则在公事房的数字表格栏中扎根，并获得了富有象征意义的实现方式。“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17]
熊彼特注意到，讲究数量化和精确化的合理主义逻辑有一种无度扩张的倾向。它一旦在经济活动中确定下来，由于有利经验的熏陶就会散播到经济以外的诸领域。因此，像韦伯一样，熊彼特也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看作是一个不断趋向合理化的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携带着它的成就越走越远的时候，熊彼特以保守主义者的口吻揭示说，资本主义的墙垣也就在同等程度上不知不觉地被毁坏了。
毁坏的第一步是传统保护层的瓦解。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以财富膨胀的诱人前景不断强化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优先性，从而使经济活动逐步取代教会阶梯和贵族血统而成了飞黄腾达的最宽敞的通道。然而一个极端往往连着另一个极端。在熊彼特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培养了它的盲目自负。因此，当它摧毁曾给其提供庇护和支持的传统的制度安排和价值信仰的时候，便只能按照自己的单一模式塑造一个没有虔诚、血性、温柔、怜悯和庄严的冰冷社会。对这个社会来说，“股票交易所是圣盘的可怜的代用品”。[18]它只懂得功利算计，只会使用数量符号。所有不能化简到可能通约、可计量水平的东西，都被它当作巫魅来祛除。“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1 9]
随着传统保护层的消解，合理化进程对资本主义墙垣的侵蚀就自然地进到了第二步。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职能的废退。按照他的看法，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富有冒险精神和进取意志，因而多少保留了一些贵族遗风。但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益逻辑内含着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主义取向。为了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它强调从科学预测出发合理地设定操作目标，并依据功能关系来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可是，一当传统企业发展为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家的现代公司，经营活动的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范围。这就使他不得不退到幕后，将管理权转交给一批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专家。“技术进步愈来愈成为一伙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业务，他们做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使它们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在过去，只有在天才的闪光下才能摹想他们。 ”[20]随着经济进步日趋“自动化”和“非人格化”，原本构成企业家特殊魅力的骚动激情和大胆想象，现在不仅显得不重要，而且用合理化的标准来衡量反倒仿佛是错误的源泉了。
不仅如此，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墙垣的崩坏还有更为深入的第三步，那就是不断增长着的敌意。这种敌意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并不断增长，据熊彼特考察，关键是因为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内蕴着一种喜欢质问、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品格。它的思想代言人通常是知识分子。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瓦解，使知识分子摆脱王室、教会和贵族的监护而获得自主独立；反过来，获得自主独立的知识分子则以猛烈攻击传统价值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回报。急于彻底打烂封建壁垒以便充分实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喜欢这种回报。但是，熊彼特以其贵族气派指点说，专门制造口头和书面语言威力的知识分子具有吹毛求疵的天性，他们若离开了刺人的批判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因此，在传统权威彻底瓦解并由此形成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局势下，资本主义本身就合乎逻辑地成了知识分子新的猎捕对象。“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思想批判气氛，它在毁灭了那么多别种制度的道德威信之后，最后回过头来反对自己的道德威信；资本阶级惊讶地发现，合理主义态度不以打击国王和教皇的符玺为满足，还进而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21]从某种意义来说，资本主义沿着挫败传统社会的成功之路，自然而然地培育了自己的反对者。每当它在运作中发生某种故障和摩擦，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激进文人就会用尖锐的批判在全社会中煽起普遍的怨愤和敌意。资本主义墙垣最终将在这种怨愤和敌意中彻底崩溃。
民主理论的保守修正
经过深入分析和系统考察，熊彼特最后断定：“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固定的自我毁灭趋势 ”。[22]这种趋势是通过“成功”和“失败”的一系列悖论表现出来的。依熊彼特之见，资本主义挣脱封建枷锁，将社会纳入一个不断创新的开放轨道，这是它的成功。然而，它在消除旧制度的枯枝败叶的同时，也破坏必要的传统庇护而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这又可说是它的失败。与传统社会的凝固、僵化和落后相比，资本主义由于带来开放流动、自由升迁和加速度的财富积累而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吸引力。但是，一当它把人们的社会期望拉高到将生活的不断改善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步，则任何经济波动都有可能使人们高悬的期望急剧跌落，演变成始料未及的敌对情绪。于是资本主义反倒在自己成功的压力下变得不堪重负了。
因此可以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公开批评为什么会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同步增长。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成功实践中已把自由的承诺写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它对那种反过来指向自身的公开批评往往找不到恰当的应对方法。熊彼特指出，也许当资产阶级真的感到威胁时，它会诉诸某种强制性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过程的制度范围之内，或者在与资本主义过程培育的精神状态严格契合的意义上，它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抉择：“若不同时捣碎它所赞成的自由，它所不赞成的自由是捣碎不了的”。[23]出于对这个两难抉择的痛苦感悟，熊彼特以他崇尚贵族精英的保守取向修正了古典的民主理论。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像祛除巫魅的资本主义进程一样，也是以合理主义图式为基础的。就否定的意义而言，它通过理性的怀疑剥除在封建君主及其贵族同盟头上的神圣光环；就肯定的意义来说，它通过理性的导引确证了一个以人民统治和共同幸福为依归的政治理想。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一面旗帜，这个理想在 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渲染得十分完美，而且表达得极其乐观和自信。熊彼特将它的精义概括为：“民主方法是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起来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幸福。”[24] 因此，存在着某种能够被认识和确定的“共同幸福”之类的终极价值，可以找到能够发现和承载这种终价值的“人民意志”，并且能够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实现人民意志与共同幸福的完善结合，构成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本信条。
这些信条被启蒙思想家表达得像公理一样不言而喻，在熊彼特看来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抛弃传统负载的坚定和执著。虽然由此驱动的历史进步已经走得够远，熊彼特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再不能也不愿意为一种丧失合理性的专制制度辩护，但是，挥之不去的贵族精英情结却使他对大众民主的理想图式怀有强烈的疑问。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被古典民主理论奉为公设的那种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在一个社会分层呈多样化的复杂格局中，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往往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立场。对它们来说，共同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那些主张机会平等而接受竞争产生的一切结果的人同主张结果平等而要求视情形提供不同机会的人，在共同幸福的理解上显然有条难以弥合的裂缝。退一步，即使存在着某种能为全体民众接受的共同幸福，则这种幸福如何实现，以及怎样才算实现也仍会带来难以调解的争执。这类争执不仅是深刻的，而且甚至是不可公度的。因此，在熊彼特看来，作为古典民主理论价值信条的共同幸福根本就是一个无法理喻的抽象虚构。
共同幸福既不存在，那么人民意志也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人民意志在古典民主理论那里之所以能从所有的个人意志中逻辑地推出，盖因为某种明确存在的共同幸福像磁石一样对所有的个人意志构成了长期的和强有力的吸引，并最终实现了对它们的统摄与整合。但是，“当关于共同幸福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已无法理解时，这种性质的一般意志的存在和它的尊严也就完蛋了”。[25]据熊彼特分析，古典民主学说格外推崇人民意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乐观地相信人民具有某些不可缺少的美德和才智，从而能够正确地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并基于理性判断恰当地实施政治行为。但是，熊彼特强调说，对政治过程中的人的本性的研究却表明，“典型公民一旦踏进政治领域，就会跌落到精神活动的低水平上去”。[26]在群集影响下的人类行为不仅难以显现那种令人敬仰的道德尊严，而且特别容易受非理性情绪的传染，以致造成责任感和思考力的急剧下降。熊彼特认为，撇开暴民骚动的特殊情况不论，即使在一种正常状态下，重大政治问题在公民心目中的位置也和业余时间的爱好与闲扯差不多。归根到底，政治事件及其利害关系对普通民众来说相距甚远，终究难以激发他们持久、强烈的现实关切。从这个意义来看，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缺乏坚定的责任担负能力和明智的分析决断能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此，古典民主理论那种通过人民意志实现共同幸福的主张，在熊彼特看来不过是一种提供幻想满足的情感慰问品。它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倘若群集行为的情绪化特征表明“人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27]，那么，“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28]基于这个判断，熊彼特颠倒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思维逻辑。按照他的见解，假使承认民主的制度安排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废弃的合理性，则这种合理性并不像古典民主理论声称的那样，在于实现某种理想化的人民统治，而在于，也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程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方法。“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力。”[29]
这样，熊彼特就从破除人民统治的古典信条入手，在民主理论中注入了精英主义成分。他特别强调，存在一个把政治当作天职，并且具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的精英阶层，是政治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而民主方法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自由竞争将精英挑选出来。因此，人民的作用不是实际决定政治问题，而是借选举来接受或拒绝统治他们的人。只要存在着选举领导人的程序
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
与激烈反传统的新潮自由主义分子不同，西方文化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反复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只有在同它脱胎而出的传统社会联系起来时，才能被恰当地理解。按照他们的看法，理论的抽象也许可以删繁就简，但实际的历史变迁却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新的社会形态都在旧社会的母体内孕育，不仅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而且从中吸收了不可缺少的生命给养。因此，至少就转型时期来说，社会的金字塔不是一种材料构筑而成的。熊彼特将这样一种新旧成分交织的复合社会形态，称作“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2]
事实上，这种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也是韦伯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韦伯才断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初创阶段的合理弹性受到了影子一般的前市场社会精神气质的隐性支撑。在他看来，先于资本主义时代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一方面以经过改造的开放姿态认可积极入世的功利追求；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责任、义务、信用和承诺来对个人贪欲予以节制和疏导，从而为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与合理运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伦理基础。[3]因此，韦伯给人的一个启示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是残留物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就积极影响而言，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熊彼特由此进一步追问：倘说传统遗产在文化意义上为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初始条件，那么，类似的判断是否可以推演到其他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呢？
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一种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政治体系，首先必须是一种有秩序的政治体系。历史地看，这种秩序的获得，对内需要克服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的稳定统一；对外需要摆脱它国挟制，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在近代欧洲，这个任务是由王权势力担当并完成的。作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现成的专政机器，当王权以压倒一切的强硬手段结束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客观上也就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重大障碍。亨廷顿指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君主与新兴中等阶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致的利益。”[4]
这种“一致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熊彼特的看法是，不论后人怎样用挑剔的眼光来评论，它都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那个两栖社会结构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新旧社会阶层间存在的利益一致性，反映了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积极的共生关系。据熊彼特观察，这种共生关系具有双向互惠的意味。一方面，尚嫌稚弱的新兴资产阶级特别需要专制君主的政治庇护。因此，它想方设法“把国家拉到自己身边来，作为回报，它也为国家服务，为不同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利益服务”。[5]另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又不断地增加着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依赖。它不仅靠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的愈益递增的国库收入过日子，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和修改其对内对外政策。
这样，在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中就产生了一种颇为奇特的分工。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作为分工一方的资产者阶层主要承担经济职能。虽然他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工商业利益，也许会向封建的政治体系施压，或者以反贵族特权之类的形式试探着进行某种政治介入，但总的来讲，他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这种分工是称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经济人的资产者需要政治保护，但其专注于成本核算的合理主义气质又显得平庸与温良，以致根本就缺乏实施政治统治所必须的超凡魅力和英雄气魄。他们自己惟一可打的是一张经济牌。而其惯用手法，要么是答应给钱或拿不给钱吓唬人；要么就是收买一个佣兵队长、新闻记者或政界人物来为其撑腰鼓劲。但是熊彼特提醒说，所有这些伎俩的政治价值都不好过分地高估。归根到底，在传统惯性依然十分强大的那个时代，资产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具备激动人心的政治蛊惑力量。“在营业公事房里，他也许是而且常常是一个天才，但他绝对没有本领在公事房外面吆喝一群鹅——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讲台上。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喜欢人们把他丢在一边，他自己则把政治丢在一边。”[6]
与熊彼特的上述判断相对照，近代工商业阶层在市政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才能和成就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熊彼特认为，这个例外非但没有削弱他的理由，反而加强了他的论据。因为在现代都市出现以前，市政管理就同营业管理的性质差不多。就此而论，它落到工商业阶层手中，并按照营业所的方法和精神去处理，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在格外有利的条件下，工商业阶层领导的城市政治甚至发展成了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的共和国。但是熊彼特指出，近代欧洲历史上的商人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的大竞赛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失败了。这表明，至少在资本主义成长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的装备低劣得不足以应付任何国家通常必须面对的秩序、稳定和安全问题。“它不仅不能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这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7]
按照熊彼特的分析，这个主人就是封建君主及其贵族同盟。他们作为两栖社会结构中分工的另一方，是以政治为职业的。在熊彼特看来，与资产者专注于成本核算的理性气质判然有别，贵族骑士由于特殊的历史熏陶而形成了勇武善战的英雄主义气派。他们不仅具备挥舞刀剑的技术专长，而且崇尚为战斗而战斗、为胜利而胜利的价值信条。正是这种喜好征服的职业习惯，使他们在社会各阶层的心目中保有神秘的魅力和独特的威势，并且能够通过服务对象的转变而适应于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熊彼特评论说，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贵族原有的法律特权不得不逐项放弃，但是，凭着渗入骨髓的职业本能，他们却可以为了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目的而照旧去治理国家，“直到完整无损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末期”。这样，同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传统道德遗产相类似，熊彼特在资本主义早期政治结构中发现了内在的封建成分：“这个结构的钢框架仍然是用封建社会的人和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材料仍在按前资本主义模式办事。它充斥在国家机关里，充当军官、制订政策——它作为统治阶级而活跃着，并且，虽然它考虑到资产阶级利益，但它总是小心地跟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一切不光是返祖遗传，这是两个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 [8]
因此，熊彼特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前资本主义因素并不仅仅是阻止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免于崩溃的保护支架。反过来说，随着资本主义把这个支架当作纯粹的障碍来摧毁，它也就赶走和自己共生的老伙伴，而变得无人庇护、孤立无援了。新潮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习惯于把摆脱封建束缚看作是一场社会大解放，但熊彼特却在这条解放之路的尽头遥见到一个万丈深渊。他断定“资本主义政策所摧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免不了要摧毁的限度”，[9]以此对自由主义的盲目自负作了一个保守的反拨。
崩坏中的墙垣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把握由两条思路贯通而成。在共时意义上，他把资本主义的原初形态看作一个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不仅意味着新旧社会阶层的同时并存，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特定条件下的利益耦合。但是，熊彼特认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对前资本主义因素提供的给养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因此，在过程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表现为抛弃前资本主义的负载而促成两栖社会结构的解体。对于由此产生的长远后果，熊彼特用贵族味十足的保守口气作了否定的价值判断。他觉得社会演进的理想轨迹不该这样。但是，身为经济学家，注重实证分析的学理风格又驱使他竭力探讨：历史进程必然如此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依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社会。在这里，奖励和惩罚均用金钱来衡量。“营业上的成功和营业上的失败在观念上清楚明白到理想的程度，两者都是不能靠闲谈来打发掉的。”[10]于是，获利的无穷诱惑和竞争的巨大压力，就将资本主义拖入了一个不断寻求创新的运行轨道。“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运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11]
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在熊彼特看来就可以恰当地表述为愈益加速和不断扩张的“创新”。但这里的所谓“创新”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因为，不论技术上的新发明何等重要，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化运作来说，仅当它被运用于经济活动的时候，才真正属于创新机制的合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的主体不是工程师而是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最不墨守成规、最富于冒险精神，因而是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一类角色。[12]这类角色不仅因为善于把握别人不能发现或者虽发现却不敢投资于其中的盈利机会而倍受熊彼特关注，更重要的是，熊彼特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强烈欲望，一种“为战斗而战斗的”的贵族骑士的遗风。这种遗风使之残存着些许人格魅力。[13]
但是，这种魅力在历史的发展中一步步耗散了。原因不在别的，就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本身有一种祛除巫魅、抑制情感的灰暗色调。在这里，成功和失败被简洁明了地归结为赚钱和赔本。因此，任何人想在这个领域立足，不仅要有开拓性格，而且必须养成善于精打细算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4]“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正是日常经济事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得到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我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逻辑导源于经济决定的模式，或者，用我的得意的词句来说，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15]
熊彼特指出，由于经济行为几乎和文明史一样的久长，因此，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也就先于资本主义时代。然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只是一种特殊的、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且作为这样一种现象，它通常附属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前合理化水平的主导性社会文化结构。仅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征服和塑造全社会，从而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主导结构本身。在熊彼特看来，这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商品经济由萌芽形式到成熟形式的充分发展有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交换价值这一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抽象形式上，使古来就有的谋利冲动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展的纯粹形态。由于这一历史转折，它为“屹立在经济领域的个人成就的一个新阶级开拓了社会空间”，同时又反过来把具有高超智力的大多数头等人才吸引到这个领域之中。[16]特别重要的是，获得的无穷诱惑和优胜劣败的竞争法则，将迫使任何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不得不运用他聪明的头脑，对投入一产出进行精心筹划，并尽可能地把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融入他的企业经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以失败的经常威胁把一种合理的态度强加给人们，而且将作为交换价值之符号化身的货币单位提升为成本一利润的计算工具，从而为合理谋划提供了统一明晰的标准尺度和规范可行的操作手段。这一手段的广泛运用，使企业的效益原则在公事房的数字表格栏中扎根，并获得了富有象征意义的实现方式。“复式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塔”。[17]
熊彼特注意到，讲究数量化和精确化的合理主义逻辑有一种无度扩张的倾向。它一旦在经济活动中确定下来，由于有利经验的熏陶就会散播到经济以外的诸领域。因此，像韦伯一样，熊彼特也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成长看作是一个不断趋向合理化的过程。但是，当这个过程携带着它的成就越走越远的时候，熊彼特以保守主义者的口吻揭示说，资本主义的墙垣也就在同等程度上不知不觉地被毁坏了。
毁坏的第一步是传统保护层的瓦解。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以财富膨胀的诱人前景不断强化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优先性，从而使经济活动逐步取代教会阶梯和贵族血统而成了飞黄腾达的最宽敞的通道。然而一个极端往往连着另一个极端。在熊彼特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培养了它的盲目自负。因此，当它摧毁曾给其提供庇护和支持的传统的制度安排和价值信仰的时候，便只能按照自己的单一模式塑造一个没有虔诚、血性、温柔、怜悯和庄严的冰冷社会。对这个社会来说，“股票交易所是圣盘的可怜的代用品”。[18]它只懂得功利算计，只会使用数量符号。所有不能化简到可能通约、可计量水平的东西，都被它当作巫魅来祛除。“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1 9]
随着传统保护层的消解，合理化进程对资本主义墙垣的侵蚀就自然地进到了第二步。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职能的废退。按照他的看法，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富有冒险精神和进取意志，因而多少保留了一些贵族遗风。但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益逻辑内含着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主义取向。为了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它强调从科学预测出发合理地设定操作目标，并依据功能关系来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可是，一当传统企业发展为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家的现代公司，经营活动的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企业家的个人能力范围。这就使他不得不退到幕后，将管理权转交给一批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专家。“技术进步愈来愈成为一伙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业务，他们做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使它们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为可以精确计算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在过去，只有在天才的闪光下才能摹想他们。 ”[20]随着经济进步日趋“自动化”和“非人格化”，原本构成企业家特殊魅力的骚动激情和大胆想象，现在不仅显得不重要，而且用合理化的标准来衡量反倒仿佛是错误的源泉了。
不仅如此，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墙垣的崩坏还有更为深入的第三步，那就是不断增长着的敌意。这种敌意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并不断增长，据熊彼特考察，关键是因为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内蕴着一种喜欢质问、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品格。它的思想代言人通常是知识分子。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瓦解，使知识分子摆脱王室、教会和贵族的监护而获得自主独立；反过来，获得自主独立的知识分子则以猛烈攻击传统价值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回报。急于彻底打烂封建壁垒以便充分实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喜欢这种回报。但是，熊彼特以其贵族气派指点说，专门制造口头和书面语言威力的知识分子具有吹毛求疵的天性，他们若离开了刺人的批判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因此，在传统权威彻底瓦解并由此形成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局势下，资本主义本身就合乎逻辑地成了知识分子新的猎捕对象。“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思想批判气氛，它在毁灭了那么多别种制度的道德威信之后，最后回过头来反对自己的道德威信；资本阶级惊讶地发现，合理主义态度不以打击国王和教皇的符玺为满足，还进而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21]从某种意义来说，资本主义沿着挫败传统社会的成功之路，自然而然地培育了自己的反对者。每当它在运作中发生某种故障和摩擦，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激进文人就会用尖锐的批判在全社会中煽起普遍的怨愤和敌意。资本主义墙垣最终将在这种怨愤和敌意中彻底崩溃。
民主理论的保守修正
经过深入分析和系统考察，熊彼特最后断定：“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固定的自我毁灭趋势 ”。[22]这种趋势是通过“成功”和“失败”的一系列悖论表现出来的。依熊彼特之见，资本主义挣脱封建枷锁，将社会纳入一个不断创新的开放轨道，这是它的成功。然而，它在消除旧制度的枯枝败叶的同时，也破坏必要的传统庇护而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这又可说是它的失败。与传统社会的凝固、僵化和落后相比，资本主义由于带来开放流动、自由升迁和加速度的财富积累而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吸引力。但是，一当它把人们的社会期望拉高到将生活的不断改善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步，则任何经济波动都有可能使人们高悬的期望急剧跌落，演变成始料未及的敌对情绪。于是资本主义反倒在自己成功的压力下变得不堪重负了。
因此可以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公开批评为什么会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同步增长。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成功实践中已把自由的承诺写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它对那种反过来指向自身的公开批评往往找不到恰当的应对方法。熊彼特指出，也许当资产阶级真的感到威胁时，它会诉诸某种强制性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过程的制度范围之内，或者在与资本主义过程培育的精神状态严格契合的意义上，它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抉择：“若不同时捣碎它所赞成的自由，它所不赞成的自由是捣碎不了的”。[23]出于对这个两难抉择的痛苦感悟，熊彼特以他崇尚贵族精英的保守取向修正了古典的民主理论。
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像祛除巫魅的资本主义进程一样，也是以合理主义图式为基础的。就否定的意义而言，它通过理性的怀疑剥除在封建君主及其贵族同盟头上的神圣光环；就肯定的意义来说，它通过理性的导引确证了一个以人民统治和共同幸福为依归的政治理想。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一面旗帜，这个理想在 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渲染得十分完美，而且表达得极其乐观和自信。熊彼特将它的精义概括为：“民主方法是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起来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幸福。”[24] 因此，存在着某种能够被认识和确定的“共同幸福”之类的终极价值，可以找到能够发现和承载这种终价值的“人民意志”，并且能够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实现人民意志与共同幸福的完善结合，构成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本信条。
这些信条被启蒙思想家表达得像公理一样不言而喻，在熊彼特看来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抛弃传统负载的坚定和执著。虽然由此驱动的历史进步已经走得够远，熊彼特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再不能也不愿意为一种丧失合理性的专制制度辩护，但是，挥之不去的贵族精英情结却使他对大众民主的理想图式怀有强烈的疑问。按照熊彼特的看法，被古典民主理论奉为公设的那种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在一个社会分层呈多样化的复杂格局中，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往往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和价值立场。对它们来说，共同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那些主张机会平等而接受竞争产生的一切结果的人同主张结果平等而要求视情形提供不同机会的人，在共同幸福的理解上显然有条难以弥合的裂缝。退一步，即使存在着某种能为全体民众接受的共同幸福，则这种幸福如何实现，以及怎样才算实现也仍会带来难以调解的争执。这类争执不仅是深刻的，而且甚至是不可公度的。因此，在熊彼特看来，作为古典民主理论价值信条的共同幸福根本就是一个无法理喻的抽象虚构。
共同幸福既不存在，那么人民意志也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按照熊彼特的看法，人民意志在古典民主理论那里之所以能从所有的个人意志中逻辑地推出，盖因为某种明确存在的共同幸福像磁石一样对所有的个人意志构成了长期的和强有力的吸引，并最终实现了对它们的统摄与整合。但是，“当关于共同幸福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已无法理解时，这种性质的一般意志的存在和它的尊严也就完蛋了”。[25]据熊彼特分析，古典民主学说格外推崇人民意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乐观地相信人民具有某些不可缺少的美德和才智，从而能够正确地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并基于理性判断恰当地实施政治行为。但是，熊彼特强调说，对政治过程中的人的本性的研究却表明，“典型公民一旦踏进政治领域，就会跌落到精神活动的低水平上去”。[26]在群集影响下的人类行为不仅难以显现那种令人敬仰的道德尊严，而且特别容易受非理性情绪的传染，以致造成责任感和思考力的急剧下降。熊彼特认为，撇开暴民骚动的特殊情况不论，即使在一种正常状态下，重大政治问题在公民心目中的位置也和业余时间的爱好与闲扯差不多。归根到底，政治事件及其利害关系对普通民众来说相距甚远，终究难以激发他们持久、强烈的现实关切。从这个意义来看，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缺乏坚定的责任担负能力和明智的分析决断能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此，古典民主理论那种通过人民意志实现共同幸福的主张，在熊彼特看来不过是一种提供幻想满足的情感慰问品。它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倘若群集行为的情绪化特征表明“人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27]，那么，“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28]基于这个判断，熊彼特颠倒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思维逻辑。按照他的见解，假使承认民主的制度安排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废弃的合理性，则这种合理性并不像古典民主理论声称的那样，在于实现某种理想化的人民统治，而在于，也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程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方法。“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最终决定的权力。”[29]
这样，熊彼特就从破除人民统治的古典信条入手，在民主理论中注入了精英主义成分。他特别强调，存在一个把政治当作天职，并且具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的精英阶层，是政治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而民主方法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自由竞争将精英挑选出来。因此，人民的作用不是实际决定政治问题，而是借选举来接受或拒绝统治他们的人。只要存在着选举领导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