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地探析

　　〔论文关键词〕 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党的建设

　　〔论文摘要〕 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著，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对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因此，改革无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¹⁾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²⁾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³⁾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即从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渐发展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深刻变革从根本上促进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面对的不仅仅是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还面对着快速增长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其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从农村来看，从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仅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政经一体化基础上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促进了乡一级政府机构的恢复与完善，也为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企业来看，从最初的扩大自主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再到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经济，大大地推动了城市综合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和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经济领域的改革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就是改革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中心，从机构设置、管理模式到权力职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企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的职责转向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源、规划、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在环保、卫生、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围绕这一转变进行改革，特别是精简和调整机构。同时，也要实行党政职责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并相应地进行机构的调整与改革。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⁵⁾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已有成果，并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变化：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而这三大变化都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阶级、阶层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首先，阶级、阶层基本构成多元化。传统的说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其人数在逐渐减少。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行业走向衰落，企业关停并转，工人下岗待业。而一些“新工人阶级”，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却大量增加。虽然我们整体上可以把他们定位为工人阶级，但其所处的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加入党团组织、组织工会的条件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传统的农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农民工行列。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二者之间在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其亦农亦工、亦乡亦城的处境，使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定式面临冲击，也给我们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围绕农民工及相关的城市流动人员的户籍改革、选举方式创新和基层民主建设，正成为我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知识分子阶层从政策层面已被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面对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再简单地使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方法显然对我们准确地认识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是不利的。因此，社会学家们主张使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并把当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⁶⁾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社会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科学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变化，从而把握住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发展的风向标。

　　其次，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个逐渐庞大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人数不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政治诉求也逐渐明显。由于第三产业以及金融、信息、通信、网络、交通、家政等广义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就业的人数大量增加。与此同时，新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它以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创造与使用为谋生手段的人群为主体，包括白领阶层(主要是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的中高级管理者)、科技人员、高校教师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此外，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这个阶层既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包括私人企业主以及一些在能源和煤矿产业进行违法违规投资的政府官员。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的收入在一个相互接近的水平上，对消费有大致趋同的倾向，对于民主政治有积极参与意愿。他们对中国的消费、民主政治、商业规则的确立及文化改造，都将承担先锋作用。⁽⁷⁾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⁸⁾由于市场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和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对经理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实践经验包括有海外背景的经理人员，几乎是供不应求。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相适应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政治体制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促使社会政治意识出现变化。政治意识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都希望在日益变革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政治发展。其次，推动中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使各阶层之间相互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复杂化，也使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实践告诉人们，只有依法办事，包括政府依法治国、各阶层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公民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处理好相互的关系，解决好各种问题，从而增强公民和政府的法治意识，推动国家的法制化建设，而这恰恰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引起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包括私人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和农民工的代表相继进入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也陆续进入各级决策机构。除了“官方”渠道，社会各阶层还通过工青妇、工商联等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参政议政。这都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范围，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第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首先，城市化进程迅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大中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新的市镇陆续形成，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建设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发展工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⁹⁾与此相联系，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方式也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其次，传统的单位社会逐渐松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形成了特有的单位社会。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单位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有序运转以及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此而言，单位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单位与党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可以说，单位是国家的附属，并不能完全代表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另一方面，就公民个人而言，只有进入某一个单位才算加入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适龄青少年要进学校学习，毕业后或者继续升学或者到某一个具体单位就业。由于户籍、档案、人事管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一个人进入某一个工作单位就很难再离开，除非组织调动，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个人和单位之间的长期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工资、资源供应、职位的升迁、社会资源和政治信息的获取、参政议政的机会、对上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诉求都必须通过单位。对个人而言，离开单位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单位的公民一般都被视为“社会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逐渐松动。从党和政府层面来说，对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人机制和人事管理制度、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住房等福利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单位和国家的管理职能逐渐分离，单位享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同时，个人对于单位的依赖大大减少，长期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复存在，代之以双方自愿签署的具有明确时间限定的合同。双方双向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强，个人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职业，大批的人员脱离传统的单位而进入社会。他们更多地从社会获取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也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来寻求自身的福利与安全。这样，必然对传统的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提出重大的挑战，促使国家对“单位”和“社会”管理的理念、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随着“单位”的松动和“社会”的不断壮大，“社会人员”的政治独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价值取向也必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当然也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创造新的契机，这些都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
　　此外，社区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单位社会的松动、新兴阶层的崛起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社区开始兴起和发展。最初的社区仅仅是以商品房的开发和居住为基础形成的，后来一些成片开发的商品房规模越来越大，乃至超出了居委会、乡镇和街道的管理范畴，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区。为了保证居民的利益和正常生活，生活区内逐渐建立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生活、医疗等服务机构，乃至在生活区成立了独立的居委会，这就是新兴的“社区”。进入新时期，社区发展迅速，其功能越来越健全，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一些基层民主选举也往往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居住在同一社区里的业主并不一定是工作在同一个单位的，而是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经济能力、生活观念的群体。由于社区的成员相互都是平等的，没有来自所谓上级和组织的约束和控制，民主选举产生自治的管理机构(业主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决定与自身相关的重要事项，因而社会和政治独立意识都比较强。他们的维权意识都比较强，并逐步地学会了依靠法律、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言而喻，社区的发展无疑会大大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推动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加快政治发展的步伐。
　　第三，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主要表现为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我们强调的是正确处理和平衡城乡、工农关系，但实际上存在着轻视农村和农民乃至损害其利益的现象。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三者关系时，往往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反对强调个人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兴社会阶层更加注重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并依据法律，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维护和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同整个国家的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难免产生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这种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之间也会产生新的利益关系，例如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当中的劳资关系、农民工同工厂主及当地政府的关系，各类私人企业同税务、环保、安检、卫生等部门也会产生利益冲突，需要相应的机制加以协调。同时，公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也把个人利益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在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关系时，更多地强调集体、国家不能任意地侵犯个人利益。而国家也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面前，利益的相关者，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是平等的，不能再违背法律，以个人服务集体和国家为名义，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除了利益的冲突，利益的差距逐渐扩大，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原来建立在相对比较简单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明显，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是无法应对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关系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利益的多元化冲击了长期培养和形成的、也是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由此产生了不少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利益的多元化有助于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和妥协合作精神的发展，从而在新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观念，这对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仅有该国内部的动力，而且也有各种外部的因素。经济全球化，苏东剧变，民主化浪潮，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推行，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影响。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连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¹⁰⁾经济全球化大大密切了各国之间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信息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对中国而言，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提升了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脆弱。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现象，也会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倾向和战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激发了关键部门和地区对改革的支持，正因如此，在其后15年内，尽管阻力重重，中国的改革得以持续进行”⁽¹¹⁾。
　　经济全球化进程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我国建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¹²⁾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政策，改革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机制和操作模式。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商贸、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收、信息交换、环境保护、人口和移民、国际犯罪等许多全球性法律问题方面，对我国提出了新要求。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我国就必须加快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透明度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和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管理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改革。强化对政府行为的制约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另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对强化自身行为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¹³⁾西方国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¹⁴⁾这样，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乃至思维模式，都会产生多维度的影响。这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第二，苏东剧变的影响。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也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首先，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就会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苏东国家的失败，说明苏联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改革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在学习乃至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须进行改革，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会半途而废。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剧变的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警示，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民主化浪潮和西方国家战略的压力。苏东剧变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苏东各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西方式特别是美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轮流执政。这股民主化浪潮既是相关各国内部要求民主改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大国推波助澜所造成的。西方大国在全球的政治战略就是使西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全球化。为此，它们不遗余力地演变和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尽管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行遏制战略，或实行接触战略，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演变和颠覆这一根本的政治战略。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必然恶化我国的国际环境，增加对我国不利的国际因素。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压力也可以变为动力，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实际上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要抵御西方大国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战略，既要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性，维护政治稳定，同时也要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通过改革促进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和政治发展，增强政治制度的竞争力和优越性。因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既不能简单地传承苏联模式，又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即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
　　第四，香港、澳门回归的要求。香港、澳门回归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如何既坚定地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又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使命。当然，也正是这一重大事件，催生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一国两制”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从制度层面上看，传统的国家均为一国一制，而我国自香港、澳门回归之日起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并以基本法的形式保证。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国体的创新与发展。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特区政府的权限要比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的权限大得多，而且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种特殊的形式，突破了单一制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因此，“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与尊严，又保持和促进了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当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间难免相互影响。香港、澳门所实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顺利推行，将引起内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其成功的经验甚至失败的教训，可能成为内地政治发展的可以吸收的政治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会推动内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人民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都在中国，香港、澳门成功运行的政治模式，以及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模式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内地来。当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毋庸讳言，香港、澳门的某些政府运行模式已在珠三角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当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那么，今后这些具体的制度和做法，或许也会对内地的其他地区产生同样的示范效应，这是我们不能规避的现实问题。

　　(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拨乱反正、深刻反思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做法，再加上党内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和问题，直至出现了十年文革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束缚着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断。因此，在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推动全党、全社会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深刻地反思和民主讨论，人民看到了我国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政治领导的方式和方法、民主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对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领导干部的家长制作风、法制观念淡薄、权力配置不合理，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机制不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及其严重的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无疑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既指出了旧体制的弊端，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应该坚持并不断地加以巩固，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背离正确的方向，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全盘“西化”。同时，他们积极主张，要改革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改革不合理的旧的体制，克服旧体制所带来的过分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等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加强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强调依法治国，要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各级领导的法制观念，共产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制度建设，反复重申制度带有长期性、稳定性，要努力建设并不断完善各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依靠制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制度来约束各级领导干部。江泽民坚持并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充实了新的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使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次代表大会和重要的中央全会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方法和步骤。党的十四大强调，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五大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¹⁵⁾
　　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健康有序地进行，党中央不仅提出了路线和大政方针，而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即各项改革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推进；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其承受能力，防止由改革带来不必要的动荡和麻烦；改革的结果必须是进一步营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其次，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与其他方面改革、发展的关系。坚持和维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总体方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要进一步推动而不是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沿着这一逻辑顺序螺旋式上升，逐步深化。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先抓经济体制改革后抓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党中央又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再次，积极稳妥，渐进推行。党中央历来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也就是说，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个别到一般渐进地推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再全面推广。在操作程序上把震荡小、收效大、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承受的领域作为切入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第三，以党自身的改革带动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路线和大政方针方面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且通过自身的实践直接带动了这一进程。这种带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带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加强各级党委会的民主决策和集体领导，完善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试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的工作机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¹⁶⁾。与此相适应，党内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针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通过了党员干部的监督条例，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监督机构，不断充实从中央到地方的纪律检查部门，加强其监督功能。在中央和省市一级党委建立了巡视制度，派出由领导干部带队的巡视组加强对省地两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检查。此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逐步地实现了革命化和年轻化。随着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大批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使党充满了新鲜活力。党的干部管理体制、用人机制也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考核、任用、罢免、处罚更加规范。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行政管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带动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治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和批评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和党不管党的弊端，反复强调要实行党政分开和适度放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逐步得到了扭转，党政职能逐步分开，重叠设置的机构进行了精简，党的领导功能逐步集中在方针政策的指导和管干部方面，不再直接插手行政事务，从而初步形成了党政合理分工、有序进行工作的局面。在处理党与人大、民主党派等部门的关系方面，党中央强调要总揽全局、协调八方。党的领导地位和功能的进一步明确，不仅便于共产党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也使人大、政府、政协等各个方面，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行体制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执政党建设，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
　　综上所述，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如果说，过去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后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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