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和谐思想探源

　　【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哲学思维方式；国际国内形势；人生经历
　　
　　【论文摘要】文章从哲学思维方式、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的判断、邓小平特殊的人生经历三个层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学界对邓小平和谐思想的研究已深入展开，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对邓小平和谐思想产生的根源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思考得还不够，这样就影响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哲学思维方式：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性思维方式的反思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探讨邓小平和谐思想产生的根源，我们需要对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毛泽东把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战争思维和斗争思维模式无意识地应用到了中国建设问题上，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的矛盾性质，发动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最需要反思的就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引以为戒。
　　从心理学上来讲，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惯性，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极轻易带到另外一个历史条件下，并且往往是无意识的，从而影响了这个人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实践与理论关系的脱节这一奇特的悖论上，如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但在实践上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实践上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他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思维和斗争思维上，这在他写的《矛盾论》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虽然在开篇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但全文主要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的一面，而较少提及矛盾的“统一性”的一面，这在他解读列宁的一段话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1]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从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中去理解矛盾，而主要是从“斗争性”去理解“矛盾”这一范畴，这就规定了他哲学思维方式的路径即斗争性思维方式。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毛泽东的前半生生活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他的思维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斗争性’深入地植根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性格之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2]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虽然也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能够从战争时期的斗争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并在建国后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和谐思维模式，这集中表现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例如，在1975年3月5日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指出：“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3]这表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已经显示出不同于毛泽东的致思取向，这在文革之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更加凸现出来，这在深层次上其实是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在政治实践中的外在表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和谐有序，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4]
　　正是这种和谐思维方式使得邓小平能够把看似具有对抗性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等方面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堪称是一个伟大创新和奇迹，如果没有和谐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很难想象的。
　　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邓小平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果断地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营造出一个统一、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小康社会。邓小平多次强调，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就要抓紧利用和平时机搞建设，即使发生了战争，打完之后也要及时建设。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邓小平占主导地位的是和谐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对国际国内形势所作的新的判断
　　
　　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规定了一个人的致思取向，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不同的分析上。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还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迹，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思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从战略意义上提出了“三个世界”这一概念。他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判断，但也会形成冷战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前面所讲的毛泽东“斗争性”哲学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毛泽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一个领袖人物的思维方式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一个国家的走向的重要影响，特别在那个对权威高度信任的时期，更是如此，其中的教训是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在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就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的社会和谐思想渐渐明朗起来：一是改变了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调整了过去建立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战略；三是主张“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4]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的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局势的主要特征、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对国内形势的判断，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个用语，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
　　当今世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也离不开发展。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长久和平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这一概括对于我们党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三、邓小平特殊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这说明环境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样，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具有内在的关联。
　　 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整顿”。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大泛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正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认识到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要把毛泽东解构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来，为此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3]，并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在对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上，邓小平当然不像毛泽东那样自觉和善于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是他对于客观规律、因果联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趋势这样的东西却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学、相信事实的理性主义者。如果说诗人气质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脚踏实地和现实主义态度则应当归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没有浪漫气质。”[6]
　　同时，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第三次复出后在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权威在上面影响自己的决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低调地有序地开展工作，并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新新办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另外，我们在考察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时，也不能忽视他在国外的生活的经历对他和谐思想形成的影响。邓小平1920年9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到莫斯科学习，这些国外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深有感触，这对他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邓小平却相反（指和毛泽东相比，引者注），他是一位对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抱有特殊尊重态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接近，甚至与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接近（这跟他早年留学西欧，并一生关注西方世界有直接关系）。”[6]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哲学思维方式、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人生经历等方面与毛泽东不同，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在他的内心身处无不渗透着这一思想，从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康庄大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和平．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N]．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徐圻．巨人之间的哲学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N]．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丽璇．论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J]．江汉论坛，2005，(8)．

　　
　　三、邓小平特殊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这说明环境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样，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具有内在的关联。
　　 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整顿”。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大泛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正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认识到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要把毛泽东解构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来，为此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3]，并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在对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上，邓小平当然不像毛泽东那样自觉和善于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是他对于客观规律、因果联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趋势这样的东西却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学、相信事实的理性主义者。如果说诗人气质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脚踏实地和现实主义态度则应当归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没有浪漫气质。”[6]
　　同时，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也使得他第三次复出后在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权威在上面影响自己的决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低调地有序地开展工作，并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新新办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另外，我们在考察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时，也不能忽视他在国外的生活的经历对他和谐思想形成的影响。邓小平1920年9月到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到莫斯科学习，这些国外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深有感触，这对他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邓小平却相反（指和毛泽东相比，引者注），他是一位对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抱有特殊尊重态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接近，甚至与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接近（这跟他早年留学西欧，并一生关注西方世界有直接关系）。”[6]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哲学思维方式、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人生经历等方面与毛泽东不同，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在他的内心身处无不渗透着这一思想，从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康庄大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和平．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N]．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徐圻．巨人之间的哲学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N]．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丽璇．论邓小平的和谐社会思想[J]．江汉论坛，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