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地悲情与学术地探微

　　论文关键词:张君劢；宪政理想；学术文化；现代化
　　论文摘要:曾以诗言志“不因政治忘学术，不因学术忘政治”的张君劢先生，在中国宪政史上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专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当代新儒学大师之称，前者基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宪政活动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影响，后者基于张君劢在中国当代学术上的贡献。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张君劢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矢志于中国宪政事业的著名宪政专家，也是以学术为业对儒家义理作了悉心抉发的新儒学大师。在政治和学术两大领域里，张君劢倍尝艰辛建树卓著。张君劢的一生，不论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奔波劳作，还是在学术独立王国的强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学术与政治比起来，学术是张君劢的第一生命，而作为第二生命的政治则置于学术的理境中。或者说，学术是张君劢赖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动则是张君劢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身体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20岁的张君劢，在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约翰穆勒议院政治论》，这篇关于宪政的基本见解，贯穿于他一生追求宪政的活动中。1907年张君劢与立宪巨子梁启超共同发起推动清立宪的政闻社，第二年即回国奔走于宪政活动。1912年在外蒙独立的问题上，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发文抨击袁政府，历数政府十大罪状，并推政府袖手旁观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从而得罪政府。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国。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共和，张君劢千里迢迢回到国内。继之而来的诡谲的政治风云，将张君劢及其立宪派的努力化为一段不堪回忆的经历。尽管如此，张君劢对宪政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并作说明书《国宪议》，1924年他创办国立政治大学，该大学于1927年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关闭后，他着手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张君劢在上海行知学院义务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因曾著文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遭政治绑票。1932年张君劢与二张中的东荪一起发起成立国社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国之道》发表，张君劢再次阐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协调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为目标，对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宪政运动潮，张君劢是历次宪政活动中真诚而又活跃的人物。他组党、参政、斡旋、再次起草宪法草案。这段时期发表的对后世有影响的宪政文字有《现代宪政之背景》、《人民基本权利的三项保障》、《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等。张君劢为中国的宪政事业呕心沥血，但他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宪政在中国的建立。
　　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中国的制宪事业、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对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详的张君劢，可以说是中国宪政进程一败再败、再再失败的参与者担当者和清醒的认识者，他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宪法草案时，曾这样述说心中的沉重：“我从二十岁左右起，热心宪法问题，中间也从事过宪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从事的还是一部宪草。对于自己，这是一件伤心事，对于国家又是一个大不幸。”[1]尽管民初以来的制宪活动屡屡失败，张君劢还是希望从1946年起，这次起草的宪法草案能造成国家统一、奠定国家和平、促成国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坛宪草、曹锟宪草、中华民国约法那样，成为一纸空文，陷于同一命运。在草案起草完毕后，张君劢还以绝痛的笔调这样写到：“我自己是参加宪草的人，有的时候自己身当其境不能不负起责任，但是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几乎自己没有勇气来执笔，替字纸篓再加上一堆废纸。”[2]但他毕竟以绝望中的希望再次执笔宪草，因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3]况且，不论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线希望之想”。当现实将这绝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岁的张君劢讲学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国民党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宪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宪政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国民党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著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在科玄论战的系列文字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对欧美的文化方针政策在自由竞争下将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扩张、引向金钱至上,最终导致战争的路向进行了批判，认为欧洲人的前车之鉴当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并为遭到轻视的中国文化做辩护。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张君劢指出，“中国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一番。西方的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4]。但对西方的文化应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之，对不好的东西应排斥。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在这个关于民族未来文化的总纲中，精神自由是蕴贯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张君劢希望中国的文艺家学者象近三百年来欧洲那些伟大民族的文艺家学者一样，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独立的学术，培植民族意识，增进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国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张君劢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的多篇文章中，张君劢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识，中国文化重人伦重人生。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中国远不如西方，但义理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和道德修养的方法有不为时代变迁而移易的恒常价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危机。在《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张君劢对义理学作了进一步发掘，再次强调义理学“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学的发展而动摇”。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中，张君劢再次申论了他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的见解，他说，“ 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
　　这些凝聚着张君劢先生心血的对民族文化现代化探索的著述，曾长期沉埋在逝去的岁月里，但正象张君劢先生评价历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中西伟大著述时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被永久埋没，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复活。今天，在我们正愈益自觉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时，张君劢的文化探索也会在我们的解读中复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参考文献：
　　[1]《宪政之道》张君劢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42页
　　[2] 同上第243页
　　[3] 同上第131页
　　[4] 《明日之中国文化》张君劢著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 第137页
　　[5] 《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张君劢集》张君劢著 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6] 同上第503页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国民党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宪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宪政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国民党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著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在科玄论战的系列文字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对欧美的文化方针政策在自由竞争下将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扩张、引向金钱至上,最终导致战争的路向进行了批判，认为欧洲人的前车之鉴当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并为遭到轻视的中国文化做辩护。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中，张君劢指出，“中国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一番。西方的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否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4]。但对西方的文化应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之，对不好的东西应排斥。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张君劢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的总纲。在这个关于民族未来文化的总纲中，精神自由是蕴贯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灵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张君劢希望中国的文艺家学者象近三百年来欧洲那些伟大民族的文艺家学者一样，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独立的学术，培植民族意识，增进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国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张君劢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或曰人生观应彻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无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此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若无新人生观或新文化为衬托，恐怕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5]。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的多篇文章中，张君劢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识，中国文化重人伦重人生。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中国远不如西方，但义理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和道德修养的方法有不为时代变迁而移易的恒常价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发展而导致的文化危机。在《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张君劢对义理学作了进一步发掘，再次强调义理学“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学的发展而动摇”。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中，张君劢再次申论了他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的见解，他说，“ 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
　　这些凝聚着张君劢先生心血的对民族文化现代化探索的著述，曾长期沉埋在逝去的岁月里，但正象张君劢先生评价历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进程的中西伟大著述时所说的那样，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不会被永久埋没，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复活。今天，在我们正愈益自觉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时，张君劢的文化探索也会在我们的解读中复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参考文献：
　　[1]《宪政之道》张君劢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42页
　　[2] 同上第243页
　　[3] 同上第131页
　　[4] 《明日之中国文化》张君劢著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 第137页
　　[5] 《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张君劢集》张君劢著 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6] 同上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