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发展与有限发展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有限发展；科学发展观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这种有限的规定既不是对人类发展意义与价值的贬低，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强调无限发展及盲目发展行为的理智警醒，是解决科学发展道路上困惑与难题的现实路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党的十七大报告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与精神要义予以了丰富和拓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的，它是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
　　
　　从伽利略以来社会发展的哲理依据和核心观念本质是一种无限发展观：世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进化的系统。自然界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人类凭借科学技术这一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无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及其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既是这种无限发展观的胜利，同时这种胜利又不断地证实和完备了这种无限发展观，最终酿成当代社会各种带有全球性的人类危机。这种发展观存在的前提是“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哲学信条，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不是“为了什么发展”和“应该怎样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命题。这可溯源于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完满性的承诺这一历史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沿袭了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对自身的生存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一种有约束、有规范的发展即科学发展便被提上了中国发展的议事日程。
　　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要义是与可持续发展一致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自然不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既不能创造、更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取自身的持续发展。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尽管该论点引起了人们的惊慌及种种争议，但它毕竟针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病态的“增长无限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因而，这种“有限增长论”比那种盲目的乐观对人类更有价值。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把一些条件的限制作为发展的内在参数来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在现实中，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际能力总是有限的。理性主义的“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乐观态度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因此，与那种仅仅在可能性上寄希望于人类技术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相比，还是立足于人类能力在现实性上的有限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可靠一些。这种有限意识的确立，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
　　就其实质而言，可持续发展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它以现代生态学革命为契机，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它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人类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成本。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各种变换关系中，必须把自己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中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界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它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系统的整体推进、不断优化的过程；强调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与自己的机会平等。因此，可持续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在于人的未来。这种世代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自觉担当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开发利用数额的伦理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发展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贬低人类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阐述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它只是从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在世状态出发，现实地说明了人的发展的真实境况，提醒人们注意人的发展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以免在人类无限发展的梦想中迷失自己而毁灭自身。这就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人更自觉地面对大自然的无限和人的有限这宿命式的必然，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自由的境界。人能做的，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做的。因此，人的行为不仅要有法律的约束，而且要有伦理的规范。由于人的实践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毁灭整个人类自身的程度，所以对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及其发展进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之所以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发展模式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和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而很少做出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它只关心“如何”更快地发展，而不关心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即“应当”怎样发展。
　　
　　二、科学发展的困惑与难题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的20年间，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反思。何中华先生指出，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市场逻辑所内蕴的“零和博弈”关系即“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与“损人”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利己”恰恰是由于“损人”，反之亦然。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日益尖锐，正是这种状况的表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博弈性对责任主体的遮蔽和责任本身的消解，也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一情形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付出必要的代价。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要求我们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以避免它们的出现，而不是造成破坏后才去补救。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发展机会的排他性，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棘手的道德困境。一方面，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和有限机会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占有机会的被剥夺。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放弃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操作上也面临着重重障碍。因为在资源有限和稀缺的前提下，前代人和后代人的“所得”与“所失”相抵为零且互为因果。如果考虑后代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让渡”部分当代人的利益；而若考虑当代人的利益，我们又不能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这就把我们抛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
　　就像韩民青先生所指出的，只凭“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的。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来看，它实质上就是一种调控战略：一方面通过调控解决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挑战，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控缓解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等挑战。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不可避免性挑战是由于人类发展而导致的必然现象。从“可持续发展”现在所倡导的各种措施和方法来看，尽管它也提到一些改革和转变，但本质上仍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框架内的调整，远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所形成的挑战。人类文明史已向我们昭示，人类的发展总历程是连续与间断的统一。连续是一种文明形态自身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不能无限延伸。达到一定程度后，旧文明形态就将衰落下去，形成旧文明的间断，新文明将从旧文明中分化出来，形成社会中的主导文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连续与间断的更替中不断推向新阶段，进入新形态。那么，文明实现飞跃和发展的方式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文明转移”，即文明的性质、形态、方向上的转折式变化，它形成新文明与旧文明的间断和飞跃。因此，“转移式发展”是人类文明实现飞跃的基本方式，它指的是旧文明在性质、形态、方向上的根本转折和转变。
　　因此，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困惑的解决路径。这种由人的可持续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进化方式的根本特征应当是人的知识增长和积累。在当代，知识的增长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化中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所有这些都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发展观及其基本要求相吻合。可持续发展模式不能依靠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占有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只能依靠人的本质力量去不断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从而使人类得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因此，它从根本上需要一种既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又体现自身人类文明价值的智力资源即知识，去不断地融合与开发自然资源，不断地丰富和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创造和建设更加灿烂多姿的人类文明。因此，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知识增长体现出可持续发展模式及人类文明进化方式共同的根本性特征。
　　
　　三、解决科学发展问题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
　　
　　科学发展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它表现为问题的高阶次(循环嵌套、交织缠绕)、分布性、不确定性；科学发展问题又是巨大的，表现在时间尺度、空间尺度、个体数目、学科范围几乎是无限多样的问题领域。科学发展问题的这种结构开放性和复杂庞大性的特点说明，影响科学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及系统整体性。当代以一般系统论为基本研究框架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分形学等复杂性科学理论恰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逻辑思路。这一理论认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一个非线性复杂世界中，线性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物理学或生物学还原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恰当的。为了避免任何种类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我们应该考虑人类社会特有的意向特征。
　　首先，各级决策者应该抛弃线性思维模式。由于受线性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被认为由人的意向性行为所引导，即人的决策是以意向、价值等为基础的。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观察到带有意向、信仰等的每一个个体，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民族、市场和文化的形成不仅是其组成部分之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经济福利的分配并不是由社会的一个个面包师和屠夫的善良愿望所施舍的，个体的自私自利的意向性可能会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然而，它们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或理性的狡黠实现了集体的平衡态。这种以不同复杂程度出现的集体有序现象是所有非线性复杂系统内在的共同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的集体秩序的政治状态，尽管其形成可以用具有意向性行为的、有意识的人们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的相变来建模，但是显然并非像黑格尔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它会具有某种意识或智慧。
　　其次，决策避免短期性，应该将决策的长期、全面效应真正纳入视野。可以说，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的方式。当代的各种社会科学也逐渐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的意识也是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支配的，因而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成是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运动的作用，正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飘忽不定的性质，使得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进行决策。例如，当代的财政政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动力学控制，它应该可以减少经济涨落的幅度，但是经验表明，希望把涨落减少到零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保持就业率不变，而且一项好的政策总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结果是任何政策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因此，在非线性的经济世界中，一项政策措施可能是完全无用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正反馈的自我增加机制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非线性系统具有若干个可能的平衡态，但没有最终的稳定态，非线性经济即使最初是均匀的，但由于它们高度敏感性和起始条件的微小偏差，也就不可能选择同样的发展道路，因此正反馈的非线性经济不可能像计算机那样进行编程和运行，因为它的长期进化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理论有助于设计一个经济动力学的整体相图，但是对于找到经济福利的局部平衡，经验和直觉有时比科学知识更为有用，因而对于处理高度敏感的复杂系统，政治理论家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当代世界正在成为充满数量巨大的计算系统的世界，复杂性在不断增长。它们不可能由人们的决策来完全预见或决定，但是它们将受到人们能够实现的条件和约束的影响。量子理论教导我们，我们一般地只能做出概率性预测。许多现象是由确定论混沌支配的，尽管它们的运动服从牛顿定律，它们的轨迹却是敏感地依赖于其起始条件的，因而排除了长期预测。在自然科学之外，人们的行动能够而且正在影响着未来的事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预测的可靠支持。不同的未来发展途径可能会帮助我们决定有限的研究预算资源向何处投资，以及如何实现所希望的未来社会状态。这正是我们在当前奉行科学发展战略中所需要竭力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 

　　就像韩民青先生所指出的，只凭“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的。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和措施来看，它实质上就是一种调控战略：一方面通过调控解决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挑战，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控缓解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等挑战。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不可避免性挑战是由于人类发展而导致的必然现象。从“可持续发展”现在所倡导的各种措施和方法来看，尽管它也提到一些改革和转变，但本质上仍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框架内的调整，远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所形成的挑战。人类文明史已向我们昭示，人类的发展总历程是连续与间断的统一。连续是一种文明形态自身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不能无限延伸。达到一定程度后，旧文明形态就将衰落下去，形成旧文明的间断，新文明将从旧文明中分化出来，形成社会中的主导文明。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连续与间断的更替中不断推向新阶段，进入新形态。那么，文明实现飞跃和发展的方式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文明转移”，即文明的性质、形态、方向上的转折式变化，它形成新文明与旧文明的间断和飞跃。因此，“转移式发展”是人类文明实现飞跃的基本方式，它指的是旧文明在性质、形态、方向上的根本转折和转变。
　　因此，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困惑的解决路径。这种由人的可持续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进化方式的根本特征应当是人的知识增长和积累。在当代，知识的增长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化中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所有这些都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发展观及其基本要求相吻合。可持续发展模式不能依靠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占有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只能依靠人的本质力量去不断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从而使人类得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因此，它从根本上需要一种既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又体现自身人类文明价值的智力资源即知识，去不断地融合与开发自然资源，不断地丰富和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创造和建设更加灿烂多姿的人类文明。因此，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知识增长体现出可持续发展模式及人类文明进化方式共同的根本性特征。
　　
　　三、解决科学发展问题需要全新的思维方式
　　
　　科学发展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它表现为问题的高阶次(循环嵌套、交织缠绕)、分布性、不确定性；科学发展问题又是巨大的，表现在时间尺度、空间尺度、个体数目、学科范围几乎是无限多样的问题领域。科学发展问题的这种结构开放性和复杂庞大性的特点说明，影响科学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及系统整体性。当代以一般系统论为基本研究框架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分形学等复杂性科学理论恰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逻辑思路。这一理论认为，复杂性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一个非线性复杂世界中，线性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物理学或生物学还原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恰当的。为了避免任何种类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我们应该考虑人类社会特有的意向特征。
　　首先，各级决策者应该抛弃线性思维模式。由于受线性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被认为由人的意向性行为所引导，即人的决策是以意向、价值等为基础的。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当然可以观察到带有意向、信仰等的每一个个体，但是从宏观角度看，民族、市场和文化的形成不仅是其组成部分之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经济福利的分配并不是由社会的一个个面包师和屠夫的善良愿望所施舍的，个体的自私自利的意向性可能会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然而，它们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或理性的狡黠实现了集体的平衡态。这种以不同复杂程度出现的集体有序现象是所有非线性复杂系统内在的共同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的集体秩序的政治状态，尽管其形成可以用具有意向性行为的、有意识的人们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引起的相变来建模，但是显然并非像黑格尔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它会具有某种意识或智慧。
　　其次，决策避免短期性，应该将决策的长期、全面效应真正纳入视野。可以说，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的方式。当代的各种社会科学也逐渐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的意识也是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支配的，因而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成是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运动的作用，正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飘忽不定的性质，使得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进行决策。例如，当代的财政政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动力学控制，它应该可以减少经济涨落的幅度，但是经验表明，希望把涨落减少到零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保持就业率不变，而且一项好的政策总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来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结果是任何政策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因此，在非线性的经济世界中，一项政策措施可能是完全无用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正反馈的自我增加机制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非线性系统具有若干个可能的平衡态，但没有最终的稳定态，非线性经济即使最初是均匀的，但由于它们高度敏感性和起始条件的微小偏差，也就不可能选择同样的发展道路，因此正反馈的非线性经济不可能像计算机那样进行编程和运行，因为它的长期进化是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理论有助于设计一个经济动力学的整体相图，但是对于找到经济福利的局部平衡，经验和直觉有时比科学知识更为有用，因而对于处理高度敏感的复杂系统，政治理论家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当代世界正在成为充满数量巨大的计算系统的世界，复杂性在不断增长。它们不可能由人们的决策来完全预见或决定，但是它们将受到人们能够实现的条件和约束的影响。量子理论教导我们，我们一般地只能做出概率性预测。许多现象是由确定论混沌支配的，尽管它们的运动服从牛顿定律，它们的轨迹却是敏感地依赖于其起始条件的，因而排除了长期预测。在自然科学之外，人们的行动能够而且正在影响着未来的事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预测的可靠支持。不同的未来发展途径可能会帮助我们决定有限的研究预算资源向何处投资，以及如何实现所希望的未来社会状态。这正是我们在当前奉行科学发展战略中所需要竭力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