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新一轮思想解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因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1978年的那次思想解放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改革开放。那么30年后的思想解放，其时代印记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科学发展！推进科学发展，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旋律，也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时代特征。

　　推进科学发展，就需要确立科学态度。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遵循规律。如果我们在推进科学发展中只会孤立地看问题而不懂得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那就难以避免举科学发展之旗而难行推进科学发展之实。因此，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一定要思考是否真正有利于推进科学发展。当我们感到难以把握时，一定要用推进科学发展作为尺子。当我们感到迷茫时，一定要用推进科学发展作为指路明灯。事实上，党中央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即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着力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问题，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解放，一定要把科学发展作为出发点，作为标尺，作为归宿。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次思想解放相比于1978年那一次，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前经济衰竭，社会凋敝，人们的生存都成问题。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物质生活已经从温饱达到小康，精神活动由贫乏走向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解放思想、科学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不用避讳，领导干部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核心力量。但与上次相比，我们这支队伍解放思想的动力还是不是那样强烈呢？文革后，人们迫切要求思想解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解放个人。如今绝大多数干部仍然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改革，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有利于他们的时候，思想要多解放有多解放；不利于他们的时候，口头上也会高呼思想解放，但实际上却想尽办法使思想解放的洪流进入他们希望的渠道。

　　违背科学发展的实际效果不会立竿见影。现在反映比较突出的资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是累积了几十年显现出来的。而有些地方特别是某些落后地区，对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恶果没有感性认识，更没有切肤之痛，第一位的还是千方百计招项目、上项目，而不顾资源环境代价。这种冲动借着求富思变的口号，一时很得人心、颇有市场，也难以很快扭转。

　　因为人们陶醉在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不正视问题，不反思问题。30年的辉煌成就，给我们带来了夺目的光环，于是一些人志得意满，自我陶醉，只看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看不到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窘迫；只看到经济的快速发展，看不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广东这样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中国最有资格自豪的地方，发出了“杀出一条血路”的呐喊。先知者的呼喊振聋发聩，前行者的勇气令人钦佩，但真正的追随者会行动起来吗？

　　知是为了行，思想的光辉只有在推动科学发展中，才能更加灿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思想解放，就是要在推进科学发展上勇闯新路。

　　在发展目标定位上，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区域不同、基础不同、资源不同，目标定位也必然不同。我们要从过去“不分东西南北中，口号一致向前冲”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不照搬照抄已有的经验，不简单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适合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适合什么速度就是什么速度，有条件的地方就是要以先进地区为参照系；没有条件的地方哪怕受一时之穷，受一时之困，也不要急功近利，浮躁冒进，不过分追求经济指标，而要努力追求幸福指数。

　　要在政府职能转型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清醒地认识政府应有的职能定位，用现代政府理念和架构建设新型政府。尤其是苏南这些奉行强势政府策略而取得阶段性成绩的地方，更要敢于自我革命，克服行为惯性，走上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的轨道。要克服做强势政府的惯性，坚决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还给市场；克制做利益政府的惯性，坚决不与民争利，把发展经济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主体；克制做全能政府的惯性，理清职能，回归本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克制做神秘政府的惯性，开放表达和沟通渠道，在民众与政府间架起桥梁、加入润滑剂。

　　要在社会公平建设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可否认，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全社会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爱民生的浓厚氛围已经形成。但还存在地方弱于中央、贫穷地方弱于发达地区、民生工作重视程度弱于经济工作等问题。悠悠万事，发展为大，经济发展了才好办事。要真心贯彻科学发展的理念，真心想为群众谋福祉，再穷不要穷教育，再苦不要苦下一代，再难不要难弱势群体，再急不要牺牲环境，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爱心、洒满阳光、布满绿色。

　　要在集约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环境上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利益调节上想办法，用行政手段来引导，依市场经济规律去解决，切实把资源环境问题处理好。对一些重要流域，要建立下游补偿机制；对生态脆弱地区，要改变考核体系、考核内容，不再考核经济指标，引导干部群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态保护上来；对产业发展，要征收调节基金，用高能耗行业的税收鼓励和补贴高科技行业的发展，用经济杠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如此等等，用我们的智慧走出一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之路。

　　(作者系中共镇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