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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地困境与出路

得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但家族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共生关系,家族联合往往是为了应付家族竞争的需要,于是我们发现,历史上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相互利用。这也就决定了家族社会的普遍的不稳定性。 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 家。所以才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3]家族小则弱,家族间弱肉强食,家族大则内乱、分裂,中国由春秋战国而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本质上就是由无法稳定的家族社会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稳定的家族社会的发展,周天子看似温情的“天下一家”最终只能被秦始皇专制的“一家天下”所代替。也就是说,家族社会的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成为必要。而要实现集权,这个权力系统就不能直接以家族为基础,只能通过相应的中央机关自上而下地来安排,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又必然成为一个官僚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 既是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又是市场发展的抑制剂。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物资的交流是统一国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的经济原因。但市场的发展必须受到抑制,因为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不仅必然加剧家族之间的竞争,而且还会腐蚀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制约的官僚体系,破坏社会的稳定。战国时代,东方六国之所以被秦国所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市场都较为发达,统治集团的生活奢侈,贫富分化严重,内乱频繁,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一个官僚社会来说,抑制市场发展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官营或官商,这样做,从国家来说,既便于集中管理,也有利于防止整个官僚体系的商业化,从而使这个稳定社会的官僚系统不致因追逐商业利益而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对于 家族官僚社会来说,市场的内在化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市场的发展可有可无,另一方面,为了稳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社会和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自身,这个系统必然要抑制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市场关系无法突破家族的壁垒,无法分解家族最终使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人治约束和以儒家思想进行道德约束为保护层的完整封闭的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14]国小则家族少,家族少则容易达成妥协,容易实现儒家的道德规 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 相互谦让,和平共处。国小则管理层次少、官僚少,这就便于监督和防止腐败。今天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和韩国都表现出这个方面的优势而令我们羡慕不已。 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中 国只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就决定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供人们赏玩,而无法付诸实施。国家越大,离老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就越远。国家用于内部稳定的官僚体系越庞大,为防止这个官僚体系腐败的难度也越大,从而内耗越大,国家越弱,最终往往因内忧而外患,又不得不内严而外谗。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结 构决定了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16]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一家天下”向“天下一家”的回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使然,是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归到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也就是说,不是回归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而是通过市场的内在化,在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实现家族的自我否定、实现家族的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完成市场的内在化,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在西方,市场内在化的关键一步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吗?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已过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走资本原始积累的旧路。 奴隶社会是以种族为本的社 会,非本种族的失败者不被视为人,仅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对奴隶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本的社会,人只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属者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价值为本的社会,从而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资源浪费和自然破坏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人为本的社会,就是说,不是仅仅以某一部分人为本。 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 会从构成上看是以家族为本的,从结构上看,则是以官僚为本的,从而强调稳定就势必强调官本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家族,而维系力量仅来自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组建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人民公社,在城市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商企业。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办社会和普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表明,在市场内在化的过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个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或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改革开放之前,单位一词 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因为不管那些社会组织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万别,在等级上如何的高低悬殊,他们都是个人依附、个人必须服从的对象,他们实际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续的一种形式,城市的中国人从家族人变成了组织单位人。相对于农村的人民公社来说,城市单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要大些,因为城市单位的构成要素是个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风险也要大些。在农村,关键是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则是要解决社会保障、解决再就业的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 市场内在化的本质是要把个人转变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把依赖于家族或组织单位的个人转化为独立的社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的抑制,这种抑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官僚体系因商业化而腐败。当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稳定家族社会本身,因为由中原地区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需要家族这种社会的组织形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小农经 济早已过时。实际上,自1848年以来,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敌不过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是人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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