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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地精神承接

> 【内容提要】中国上世纪上半叶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追溯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其特征为以“奇技淫巧”论、“安贫乐道”论为标识的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农业立国论与工商反对论;以“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为号召的古典“大同”论。本文指出: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阐发。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本文尝试立足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梳理。

  【主题词】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宝藏”与“山岳” 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本文探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 主义、“礼运” 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 “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代发展的“精神大山”。笔者站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尝试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的梳理。

  一、对“物质论”、“科学论”的深刻省视与“幸福论” 、“非富国论”的提出

  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叔本华的“意志论”,争相登台,一概演化为强权主义。西方在堕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来文化惨遭破坏,理性本位的希腊思想也被“蔑弃无遗”。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权利”与“意志”成为人间的主宰。“国是之沦丧”、“教育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谓“物质主义”。

  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看来,西洋学说尚未传入之时,中国人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而今西学大盛,“纲常”失坠,国民迷茫。值此现状,杜亚泉主张师法周公、孔、孟,实行“文化统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当代之“整统”,即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学之邪说。1

  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曾经向往过的欧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诉人们,世界大战的炮声给了世界一个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大变化”。他确认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他为西方的前途悲哀,认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他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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