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时期地政治社会化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44:29
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