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44:24
，只能凭着天才的预见，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预见100 多年后社会的发展，事先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而他们生前也不会想到，100 多年后会有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当作治世的灵丹妙药。因为脱离实际，背诵教条，这本是马克思主义之大忌。那么列宁又如何呢？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七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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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 年一起取消的。 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可以称作“政治至上主义”了。但是既然是政治至上，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二
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3]泛滥的结果， 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历时十年，波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皆损失惨重的空前浩劫，终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帮”的方式宣告结束。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热烈情况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宣告全国解放时差不多。因此，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习惯称之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被提出来需要认真回答，而这些问题绝不是背几句教条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四人帮”是坏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只归罪于少数坏人的行为，这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回答。显然，还应该去寻找更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上的以及体制上的原因。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
1983年3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 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 因此，1953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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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政治学，虽然在夺取政权、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政权、发展政权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政治系都是在1952 年一起取消的。 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这时建立的政治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中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可以称作“政治至上主义”了。但是既然是政治至上，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二
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3]泛滥的结果， 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历时十年，波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皆损失惨重的空前浩劫，终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帮”的方式宣告结束。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热烈情况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宣告全国解放时差不多。因此，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习惯称之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被提出来需要认真回答，而这些问题绝不是背几句教条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四人帮”是坏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只归罪于少数坏人的行为，这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回答。显然，还应该去寻找更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上的以及体制上的原因。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
1983年3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
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 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 因此，1953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