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建党治国地指南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27
败的问题，14大、15大的政治报告均有专门反腐败的论述，反复强调这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20年来，虽然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在总体上并未能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风，反之，腐败情况愈益发展，有些腐败案件的情节的严重性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就这个现象本身人们就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明确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今天，我们党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的状况，党内状况与时代赋予它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如江泽民所说的，“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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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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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