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上）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28
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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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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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