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遇罗克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18
> 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在阔别的二十世纪里的中国，有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有那样一个人的名字早已成了他所属的时代的指称。他就是遇罗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深受出身问题折磨与压迫的众多青年人中的一员。如今遇罗克连同他当年思考的问题已载入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册，他在文革中悲壮的抗争也常为人们所乐道。可惜，当人们普遍的将遇罗克的所想所为随心所欲的化约为单一的符号时，思想的源泉被切断，甚至思想本身终于被囚禁于话语的牢笼里无法自拔。难怪现在有年轻人会玩世不恭的投以蔑视的目光："不就是受迫害？谁让他活在猪狗不如的时代，这种事多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任意筛选甚至歪曲历史又如何？当我们眼中的遇罗克只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与控诉者时，很难想象我们会步入遇罗克思想的深处去追寻他的理想、他的追求，更不用说去真正的理解他的所处的那个时代。
一、 分裂的一代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正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发端、发展的时候。街头上巨大的疯狂的服饰统一的年青人群，辅以惊人一致的口号，都没能掩饰住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这是处于分裂的青年一代。在年轻人中间，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红五类"子女，其中又以革干、革军子女为甚。由于革命胜利后历史形成的官僚制与身份制，"红五类"们享有相对优厚的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加上多年的阶级路线的教育，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一旦遭遇上文革的巨浪狂涛，他们就很自然的培育起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他们认为红卫兵组织应该纯之又纯，要坚决的排斥"地、富、反、坏、右、黑帮、资本家"（即"黑七类"）分子及子女。因为在他们看来，"黑七类"只配位列"牛鬼蛇神"之流，这些人的子女同样是不可救药的。为迎合斗争发展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以"自来红"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核心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血统论对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著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一文中就豪迈的宣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者。""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
血统论红卫兵的观点当然不是在文革中平白无故现身的，细究起来以家庭出身判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的现象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解放以前，成分与出身就已成为判别政治依靠与斗争对象的重要依据，即便人们早已意识到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如果从历史环境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建国后特别是以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继续家庭出身的歧视政策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就将人的出身与成分特别区分开来，他精辟的指出"黑七类"子女的成分同样是工人，同样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黑七类"可用于剥削他人的资本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尽管有八大的尝试，也有若干闪耀的思想火花，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共领袖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制度下变更的社会阶级关系。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舍弃中共八大的相关论述而另立新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事实负有主要的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现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着特殊的认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内心里将革命后新出现的难以驾驭的官僚阶层视为矛盾斗争的对立面。新的阶级学说既与列宁主义传统相违背，也与他稳健的助手们的观点格格不入。日后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变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都必须回到毛泽东独特的阶级理论来寻找其思想的根源。
伴随着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人们基于既往的习惯无一例外的批判旧社会留续的剥削阶级成员。这种批判往往会累及被批者子女，常此以往一种凭父辈甚至祖父辈的阶级成分就简捷地决定个人生活命运的社会机制得以滋生。新的机制表面上迎合了毛泽东强化阶级斗争的需要，也尽可能的"照顾"到各级官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各方协调的产物。官方没有在正式场合公开身份制度的细节，甚至可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实施细则，家庭出身的歧视还是迅速的蔓延开来。在基层，"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特别是高考录取等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类似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非但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反倒愈演愈烈，终于与文革狂热相结合有了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关于六十年代中国家庭出身问题的涉及面，遇罗克有如下分析："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①大多"黑七类"子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得过且过，矛盾一时无法化解而在人们的内心里积聚，如遇合适的土壤就随时可能从内部爆发。少有人如遇罗克般洞若观火，奋起于逆境。
二、 信仰与思考
遇罗克，1942年生。家庭出身为资本家，在那个年代也便难免成为家庭出身歧视政策的受害者。其人天资聪慧，勤奋博学，两次参加高考，均成绩优异，唯因出身问题而被"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政策所淘汰。以1960年第一次高考为例，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仅有20万人，而大学招生人数却高达23万人。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被录取，岂非早已内定为"另册"而无法翻身的缘故？高考落榜之后，择业的道路同样颠沛流离，先是与不幸的同伴们一道下乡劳动，随后又多次变换工种。在文革之始，他已是工厂的学徒工了。遇罗克的曲折经历不过是千千万万同一时代"非无产阶级"子女共同面对的残酷现实。颇值得玩味
一、 分裂的一代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正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发端、发展的时候。街头上巨大的疯狂的服饰统一的年青人群，辅以惊人一致的口号，都没能掩饰住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这是处于分裂的青年一代。在年轻人中间，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红五类"子女，其中又以革干、革军子女为甚。由于革命胜利后历史形成的官僚制与身份制，"红五类"们享有相对优厚的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加上多年的阶级路线的教育，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一旦遭遇上文革的巨浪狂涛，他们就很自然的培育起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他们认为红卫兵组织应该纯之又纯，要坚决的排斥"地、富、反、坏、右、黑帮、资本家"（即"黑七类"）分子及子女。因为在他们看来，"黑七类"只配位列"牛鬼蛇神"之流，这些人的子女同样是不可救药的。为迎合斗争发展的需要，他们提出了以"自来红"为基础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核心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血统论对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著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一文中就豪迈的宣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者。""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
血统论红卫兵的观点当然不是在文革中平白无故现身的，细究起来以家庭出身判定个人的政治地位的现象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解放以前，成分与出身就已成为判别政治依靠与斗争对象的重要依据，即便人们早已意识到两者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如果从历史环境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建国后特别是以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继续家庭出身的歧视政策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就将人的出身与成分特别区分开来，他精辟的指出"黑七类"子女的成分同样是工人，同样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黑七类"可用于剥削他人的资本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尽管有八大的尝试，也有若干闪耀的思想火花，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共领袖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制度下变更的社会阶级关系。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舍弃中共八大的相关论述而另立新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事实负有主要的责任，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现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着特殊的认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内心里将革命后新出现的难以驾驭的官僚阶层视为矛盾斗争的对立面。新的阶级学说既与列宁主义传统相违背，也与他稳健的助手们的观点格格不入。日后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变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产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都必须回到毛泽东独特的阶级理论来寻找其思想的根源。
伴随着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人们基于既往的习惯无一例外的批判旧社会留续的剥削阶级成员。这种批判往往会累及被批者子女，常此以往一种凭父辈甚至祖父辈的阶级成分就简捷地决定个人生活命运的社会机制得以滋生。新的机制表面上迎合了毛泽东强化阶级斗争的需要，也尽可能的"照顾"到各级官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各方协调的产物。官方没有在正式场合公开身份制度的细节，甚至可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实施细则，家庭出身的歧视还是迅速的蔓延开来。在基层，"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特别是高考录取等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类似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文革的爆发，非但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反倒愈演愈烈，终于与文革狂热相结合有了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关于六十年代中国家庭出身问题的涉及面，遇罗克有如下分析："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①大多"黑七类"子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得过且过，矛盾一时无法化解而在人们的内心里积聚，如遇合适的土壤就随时可能从内部爆发。少有人如遇罗克般洞若观火，奋起于逆境。
二、 信仰与思考
遇罗克，1942年生。家庭出身为资本家，在那个年代也便难免成为家庭出身歧视政策的受害者。其人天资聪慧，勤奋博学，两次参加高考，均成绩优异，唯因出身问题而被"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政策所淘汰。以1960年第一次高考为例，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仅有20万人，而大学招生人数却高达23万人。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被录取，岂非早已内定为"另册"而无法翻身的缘故？高考落榜之后，择业的道路同样颠沛流离，先是与不幸的同伴们一道下乡劳动，随后又多次变换工种。在文革之始，他已是工厂的学徒工了。遇罗克的曲折经历不过是千千万万同一时代"非无产阶级"子女共同面对的残酷现实。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