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地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04
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的，对他们在战后的表演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种制度不仅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其害，就是在其本国，实业专制也只会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只有推倒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化身，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有压迫和苦难，“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917年8月23日到黎锦熙信中，毛泽东深感 中国 思想太旧，道德太怀，且“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接着笔锋一转，“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如果说毛泽东此时仅仅表达了对东、西方进行双重改造的思想，那么到了1920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 研究 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这已不是简单谈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切实地进行“双重”改造了。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视野，既克服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又克服了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理，达到一种理性上的成熟。它已冲出了近代以来或“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的两难思路，而是企图从根本上熔东、西方于一炉，寻求出一种新的 社会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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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 政治 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 发展 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 自然 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 问题 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 影响 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 内容 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毛泽东生活于 农村 ，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毛泽东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毛泽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 科学 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毛泽东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毛泽东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其次，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毛泽东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毛泽东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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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 政治 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 发展 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 自然 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 问题 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 影响 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 内容 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毛泽东生活于 农村 ，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毛泽东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毛泽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 科学 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毛泽东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毛泽东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其次，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毛泽东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毛泽东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