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反对派地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地原因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8:57
安德烈o萨哈罗夫等）已认识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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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
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真正的第一代开始登上政治金字塔以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本质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
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
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初步形成如下管窥认识，现将其公之于众，衷心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一、首先需要指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好这项工作，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尽管它学术难度很大，政治风险弥多。
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从两个基准出发：其一是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诞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这些地方本不具备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和突发社会危机却迅速催生出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人既可以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自顾不暇，难以继续支撑政权的有利时机，又可以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资源可资利用，所以很多很好的社会主义主张虽然一开始就从文字上严肃郑重地写进了国家基本制度，甚至宪法中，结果还是难以突破不成熟客观社会条件的制限，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有效地实施。也就是说，既得的客观社会条件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刚一降生就表现得那么民主，那么高效，那么成熟和完美无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迄今为止尚无前人取得完满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它只能并且始终是在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重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樊蓠荆棘中摸索前行，由于没有既成经验和可靠参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各种尝试和选择中的失误、曲折。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出现的社会都必然要碰到的难题。此外，社会主义事业也是由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运作的。每个人，无论他如何聪明绝顶、勤奋过众，也总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即便有着极高效率的民主决策机制，那也只能部分或大部克服参与者的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却不可能完全排除它们的不良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任何组织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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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
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真正的第一代开始登上政治金字塔以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本质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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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
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初步形成如下管窥认识，现将其公之于众，衷心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一、首先需要指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好这项工作，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尽管它学术难度很大，政治风险弥多。
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从两个基准出发：其一是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诞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这些地方本不具备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和突发社会危机却迅速催生出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人既可以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自顾不暇，难以继续支撑政权的有利时机，又可以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资源可资利用，所以很多很好的社会主义主张虽然一开始就从文字上严肃郑重地写进了国家基本制度，甚至宪法中，结果还是难以突破不成熟客观社会条件的制限，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有效地实施。也就是说，既得的客观社会条件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刚一降生就表现得那么民主，那么高效，那么成熟和完美无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迄今为止尚无前人取得完满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它只能并且始终是在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重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樊蓠荆棘中摸索前行，由于没有既成经验和可靠参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各种尝试和选择中的失误、曲折。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出现的社会都必然要碰到的难题。此外，社会主义事业也是由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运作的。每个人，无论他如何聪明绝顶、勤奋过众，也总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即便有着极高效率的民主决策机制，那也只能部分或大部克服参与者的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却不可能完全排除它们的不良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任何组织和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