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思想贯穿于我党地反腐倡廉全过程
- 学生时代
- 2009-06-02 18:29:03
> 摘 要：“两个务必”思想不断被重温、被倡导，原因在于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在我党的反腐倡廉之路上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运动反腐”、“法治反腐”后，其思想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中。其“改革体制、健全法制”为我党反腐的探索阶段；其致力于“标本兼治”，是我党反腐工作的创新；其思想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与时俱进。
关键词：“两个务必” 反腐倡廉 实践
胡锦涛同志倡导全党同志要重温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意义重大，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铿镪有力的声音。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工作，而且在指导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一、“两个务必”——探索阶段
“两个务必”思想，应该说是党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后，由乡村进入城市、开始成为执政党的动员令，也是迎接执政挑战的宣言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即将取得革命胜利并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居功自傲的挑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止不前，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所滋长；二是“糖衣炮弹”的挑战，因为胜利，资产阶级和一些敌对势力用“糖衣炮弹”向我党发起袭击，一些意志衰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虽然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经受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三是全面执政的挑战。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一方面要进一步肃清蒋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要医治战争创伤，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些重大的挑战面前，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增强革命意志，巩固执政地位，意义非常重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两个务必”的思想运用于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实践，采取了“重视教育”与“依靠民主”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倡廉的措施和要求，比如：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党又在各解放区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的土改整党运动。通过整风，开展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殊化的专项整治斗争；实行民主治腐；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反腐斗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实行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建立健全监察制度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党内开展了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经过发动群众、“打虎”、定案处理和建设四个阶段，惩处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在内的一大批党内腐败分子，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纯洁了党的队伍，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施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惩治贪污的法律性文件，对于推动当时的反腐倡廉工作和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往往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二、“两个务必”——突破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使“两个务必”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9年，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又经受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谆谆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两个务必”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把“两个务必”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工作，逐步形成了“改革体制、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思路。他站在关系到“是否会失败”、“是否会改变颜色”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一位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党和政府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认为改革体制是反腐倡廉的首要任务，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监督软弱甚至缺位，必然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不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且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歪门邪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腐败分子利用经济管理工作的漏洞进行各种违法活动，都与体制有关，反腐倡廉就要不断完善体制，堵塞漏洞。
邓小平指出，健全法制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出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之一，腐化和特权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因此要建立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同样是运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但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吸取党的历史上“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反腐”的教训，提倡改革体制和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新思路，告诫全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两手抓”，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严格执纪执法，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持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大大丰富了我党反腐倡廉的理论宝库，科学指导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实践。
三、“两个务必”——创新阶段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两个务必”的思想与全
关键词：“两个务必” 反腐倡廉 实践
胡锦涛同志倡导全党同志要重温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意义重大，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铿镪有力的声音。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党领导的反腐倡廉工作，而且在指导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一、“两个务必”——探索阶段
“两个务必”思想，应该说是党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后，由乡村进入城市、开始成为执政党的动员令，也是迎接执政挑战的宣言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即将取得革命胜利并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居功自傲的挑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止不前，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所滋长；二是“糖衣炮弹”的挑战，因为胜利，资产阶级和一些敌对势力用“糖衣炮弹”向我党发起袭击，一些意志衰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虽然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但经受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三是全面执政的挑战。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一方面要进一步肃清蒋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要医治战争创伤，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全面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些重大的挑战面前，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增强革命意志，巩固执政地位，意义非常重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两个务必”的思想运用于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实践，采取了“重视教育”与“依靠民主”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倡廉的措施和要求，比如：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党又在各解放区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的土改整党运动。通过整风，开展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殊化的专项整治斗争；实行民主治腐；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反腐斗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实行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建立健全监察制度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党内开展了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经过发动群众、“打虎”、定案处理和建设四个阶段，惩处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在内的一大批党内腐败分子，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纯洁了党的队伍，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施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惩治贪污的法律性文件，对于推动当时的反腐倡廉工作和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往往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二、“两个务必”——突破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使“两个务必”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9年，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又经受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谆谆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两个务必”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把“两个务必”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工作，逐步形成了“改革体制、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思路。他站在关系到“是否会失败”、“是否会改变颜色”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一位政治家的眼光审视党和政府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认为改革体制是反腐倡廉的首要任务，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监督软弱甚至缺位，必然产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因此，腐败不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且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歪门邪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腐败分子利用经济管理工作的漏洞进行各种违法活动，都与体制有关，反腐倡廉就要不断完善体制，堵塞漏洞。
邓小平指出，健全法制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出路。他认为，法制不健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之一，腐化和特权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因此要建立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相结合，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同样是运用“两个务必”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但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吸取党的历史上“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反腐”的教训，提倡改革体制和健全法制的反腐倡廉新思路，告诫全党始终坚持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两手抓”，要从领导干部抓起，严格执纪执法，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持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大大丰富了我党反腐倡廉的理论宝库，科学指导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实践。
三、“两个务必”——创新阶段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两个务必”的思想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