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明代气学(0)-中国哲学
- 学生时代
- 2009-05-23 16:10:05
著作《正蒙》取《易传》“蒙以养正，圣功也”之义，用以表达订正蒙昧之意。关中学者把《正蒙》视同《论语》。该书通过注解《易传》的形式，阐发了张载本人的气本论哲学思想。如《正蒙·太和》篇通过解释《易传》之“太和”范畴，提出了气本论宇宙观、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并通过对佛老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和道德人性学说等思想，通篇充满了哲学意蕴，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哲学思辨性。张载通过对儒家经典《易传》等的诠释，阐发其气本论哲学，采用经典诠释的形式，从气本论入手来建立其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后来影响到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气学家。他们继承并发展张载的气本论，对气的内涵、性质、功能、气与诸范畴的联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把气本论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体现了气学家经典诠释中经学哲学化倾向。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明代气学家在宇宙本原问题上坚持了气本论的原则，明确反对理本论、心本论和性本论哲学，认为理性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形上道德本体；批评朱学和心学，把人的自然本性和物质欲望纳入性的内涵之中，对宋明理学加以修正和革新，是当时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明代的发展趋向。
张载不仅影响了明代气学，而且对明代具有心气二元论倾向的心学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表明张载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陆王心学很少讲气相区别，明代心学家湛若水、刘宗周受张载气学的影响，把气纳入其哲学体系之中，气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因而表现出某种心气二元的哲学倾向。湛若水既提出“宇宙之内一心尔”［5］卷56《正万民下》的思想，又提出“宇宙间一气而已”［6］卷2《新论》的气本论思想，这是他哲学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湛若水认为，气是宇宙间的基本存在，心是气之中精而神的部分，心本身不能离开形气。他说：“凡谓之心，皆指具于形气者言”［6］卷4《知新后语》，这对心一元论哲学有所突破，但其心气二元论倾向最终又偏向心学，心与气、物相比，心为本、为体，事物为末、为用。其本末、体用关系表明，湛若水哲学虽有心气二元的倾向，但以心学为主，这是其哲学的特点。(注: 参见蔡方鹿《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刘宗周也受到张载气学的影响，他说：“前辈只说理，至横渠首说个气。”［7］卷3《五子连珠·张子》由此，他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7］卷7《原旨·原性》的命题，强调气为本原，“气立而理因之寓也”［7］卷5《圣学宗要》，否定了程朱理先气后的理本论哲学。但刘宗周又提出“盈天地间皆心也”［7］卷2《读易图说》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万物为一心”［7］卷10《学言上》，亦表现出某种心气二元的哲学倾向，这是受湛若水思想影响的结果。刘宗周的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学生黄宗羲。黄宗羲在提出“盈天地皆心也”［8］《黄梨洲先生原序》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9］卷上的观点，亦具有某种心气二元论的倾向。以上表明，张载气学对湛若水、刘宗周等心学家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气本论与心本论相互融合的表现。
2.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张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和理论，促进了理学思潮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由此带来了理学在宋元明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理论，这对宋明理学心性论影响很大。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其基本涵义是指一般的人的本性，它源于与天同原的太虚，是善而无偏的；其所谓气质之性，是指人禀受气质而形成的具体人性，由于气质有异，故气质之性亦有美恶、善恶的区别，故气质之性是有偏的。只有反其本，克服气质之偏，才能保存固有的太虚本性。由此他主张变化气质，克服气质的偏差，通过学习复归天地之性。张载强调学以变化气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天地之性，他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通过道德教化以纠正人性的偏差，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心性论重视道德理性的价值的特点。张载把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变化气质、学以成性的思想对二程、朱熹等各派理学家的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理论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在宋明理学史上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的命题。认为情来源于性，是性的外在表现，情通过具体事来体现。“心统性情”命题的提出，在宋明理学及其心性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命题对朱熹影响甚大，朱熹将张载的“心统性情”思想与程颐的“性即理”思想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命题在理学渊源上占有重要地位。朱熹指出：“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惟心无对，‘心统性情’，二程却无一句似此切。”［1］《张子语录·后录下》认为二程也没有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并极力称赞：“横渠云‘心统性情者也’，此语极佳。”［1］《张子语录·后录下》这对理学心性论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开创之功不可小看。
虽然张载气学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与程朱的理本论思想相异，并遭到程朱的批评，但程朱在批评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同时，却又汲取了张载的气化生万物的思想，只不过把气化生物纳入其理本论的体系之内，提出理本气末论，认为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即生物的材料。就程朱把气化论纳入自己的理本论哲学体系而言，仍受到了张载思想的深刻影响。离开了气化论，朱熹的理本论也不能成立。这是对张载气学思想的汲取。
3.为理学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
张载不仅影响了明代气学，而且对明代具有心气二元论倾向的心学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表明张载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陆王心学很少讲气相区别，明代心学家湛若水、刘宗周受张载气学的影响，把气纳入其哲学体系之中，气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因而表现出某种心气二元的哲学倾向。湛若水既提出“宇宙之内一心尔”［5］卷56《正万民下》的思想，又提出“宇宙间一气而已”［6］卷2《新论》的气本论思想，这是他哲学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湛若水认为，气是宇宙间的基本存在，心是气之中精而神的部分，心本身不能离开形气。他说：“凡谓之心，皆指具于形气者言”［6］卷4《知新后语》，这对心一元论哲学有所突破，但其心气二元论倾向最终又偏向心学，心与气、物相比，心为本、为体，事物为末、为用。其本末、体用关系表明，湛若水哲学虽有心气二元的倾向，但以心学为主，这是其哲学的特点。(注: 参见蔡方鹿《湛若水哲学的二元论倾向》，《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刘宗周也受到张载气学的影响，他说：“前辈只说理，至横渠首说个气。”［7］卷3《五子连珠·张子》由此，他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7］卷7《原旨·原性》的命题，强调气为本原，“气立而理因之寓也”［7］卷5《圣学宗要》，否定了程朱理先气后的理本论哲学。但刘宗周又提出“盈天地间皆心也”［7］卷2《读易图说》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万物为一心”［7］卷10《学言上》，亦表现出某种心气二元的哲学倾向，这是受湛若水思想影响的结果。刘宗周的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学生黄宗羲。黄宗羲在提出“盈天地皆心也”［8］《黄梨洲先生原序》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9］卷上的观点，亦具有某种心气二元论的倾向。以上表明，张载气学对湛若水、刘宗周等心学家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气本论与心本论相互融合的表现。
2.促进了理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张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和理论，促进了理学思潮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由此带来了理学在宋元明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理论，这对宋明理学心性论影响很大。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其基本涵义是指一般的人的本性，它源于与天同原的太虚，是善而无偏的；其所谓气质之性，是指人禀受气质而形成的具体人性，由于气质有异，故气质之性亦有美恶、善恶的区别，故气质之性是有偏的。只有反其本，克服气质之偏，才能保存固有的太虚本性。由此他主张变化气质，克服气质的偏差，通过学习复归天地之性。张载强调学以变化气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天地之性，他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通过道德教化以纠正人性的偏差，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心性论重视道德理性的价值的特点。张载把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变化气质、学以成性的思想对二程、朱熹等各派理学家的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理论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在宋明理学史上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的命题。认为情来源于性，是性的外在表现，情通过具体事来体现。“心统性情”命题的提出，在宋明理学及其心性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命题对朱熹影响甚大，朱熹将张载的“心统性情”思想与程颐的“性即理”思想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命题在理学渊源上占有重要地位。朱熹指出：“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惟心无对，‘心统性情’，二程却无一句似此切。”［1］《张子语录·后录下》认为二程也没有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并极力称赞：“横渠云‘心统性情者也’，此语极佳。”［1］《张子语录·后录下》这对理学心性论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开创之功不可小看。
虽然张载气学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与程朱的理本论思想相异，并遭到程朱的批评，但程朱在批评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同时，却又汲取了张载的气化生万物的思想，只不过把气化生物纳入其理本论的体系之内，提出理本气末论，认为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即生物的材料。就程朱把气化论纳入自己的理本论哲学体系而言，仍受到了张载思想的深刻影响。离开了气化论，朱熹的理本论也不能成立。这是对张载气学思想的汲取。
3.为理学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