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

三

高利贷不仅能促使小农 经济 破产，而且也能促使商品经济 发展 ，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高利贷猖獗不仅表示 农村 经济的衰败，而且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的内在需求。一般而言，高利贷盛行的地区，均是经济作物种植较多的地区，同时，相比较而言，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小农借高利贷经营副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获得了一定的比较利益，尽管小农为此付出了超负荷的强劳动。

首先，高利贷在经济作物种植中也有一定作用。在本文讨论的区域内，典型的经济作物是蚕桑、烟草和棉花。“江南所以富裕成为人间天堂，重大的因素就是蚕丝收获，江南人民都以农为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五口之家突然有一笔四五十元的意外收入，在他们家庭经济上有莫大的补益。”（注：储玉坤：《数字中的 中国 农业》，《农村经济》第1卷第8期，1934年6月1日。）20世纪20年代，每担茧价从五六十元涨至八九十元，1927年每担茧90元。时人描述业蚕农户时说：“家家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宛似发了一笔小小的意外之财一般，节俭克苦的人家，因此获有盈余，逐年积蓄买田置地的还真不少。”（注：黄孝先：《海门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

养蚕需要较高成本和先期投入。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养一张改良蚕种需要8.48元成本。蚕事初起时正值其它农事开始之际，农民何来这一笔并不太小的资本？于是只有借贷，最通常的就是告借所谓的“加一钱”。吴江“就震泽而论，每届蚕前，贷放蚕本在三十万元以上……民元至民八成本低廉，蚕丝之利最丰，区区利率之高下，农民决不为计，但希多得借款，增多资本，以营利益可卜之蚕业……然近年育蚕之利，一落千丈……于是种种贷款之 方法 ，竟成明日黄花，加一钿之风全杀，然贫民融通之风亦杀绝”（注：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嘉兴“每到育蚕期，农民都兴高采烈，一般贫苦之民，常典质衣服，或以十分之一的利率（即借洋十元，以一月为限，须加利息一元，名为蚕加一）向人借贷，作为育蚕本金，但在近年，茧价降低，竟有不够血本者”（注：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 问题 资料》第59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0328页。）。因蚕茧跌价，“由亏蚀至于破产者十有八九，杀身甚或全家自杀者，亦比比皆是。”（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0～362、623、624、747页。）有的调查云：“浙江的蚕户只有牺牲了饲育的工资，才能维持其事业，但江苏方面，恐怕就是牺牲了饲育的工资还不能弥补其损失。”（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0～362、623、624、747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家借“加一钱”育蚕，利益下降，甚至亏本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农户养蚕亏本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国际市场缩小，丝茧价格下跌，不能全部归咎于高利贷剥削，月利10％的高利贷农民不但不害怕，反而可以因借钱养蚕获利买田置地，所以，农民借高利贷养蚕主要的不应看其利息有多高，而应看农民因之可以获得多少利益。第二，在本文讨论的时限内，蚕茧价格大幅度下降是在1932年以后。1930年无锡、溧阳、杭州、绍兴改良蚕种蚕茧最低价格分别为90、80、60、65元/担，1932年分别为70、55、50、50元/担，1934年分别为34、26、20、20元/担。1930年溧阳、杭州、绍兴土种蚕茧最低价格分别为45、45、50元/担，1932年分别为40、40、40元/担，1934年分别为18、14、14元/担。（注：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换言之，农民借高利贷养蚕在本文讨论时限的前半段是获了利的，如果无此利益积累和支撑，在遭遇世界经济大危机冲击时，小农境遇将更加悲惨。第三，尽管20世纪30年代茧价暴跌后农民砍伐桑树，改种麦稻的事例不时见诸报刊，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养蚕。因为农村中除养蚕外，很少有适当的副业可做，而栽桑养蚕的大部分工作，又向来由家内老弱妇孺承担。生产成本中劳动力工资一项可以不计，所以农户植桑养蚕虽然没有什么利润可图，甚至亏本，但江浙蚕区的很多农家仍然不愿意抛弃这门副业，即使在茧价跌落的时候，高利贷仍有用武之地，在那个极端困苦的年代，还谈什么利润、工资，终日劳作，能够有碗薄粥糊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这样考虑，又怎能排除农民这碗薄粥中高利贷的一份“功劳”呢？

下面看高利贷在烟草种植中的作用以及农民因此而获得的比较利益。如同植桑养蚕，种植烟草成本也很大，小农无此资本，高利贷得以乘虚而入。位于长江北部的凤阳是中国重要的烟草种植区。烟草在凤阳广泛种植，导致迫切需求资金，高利贷就此得到扩大和加强，除了传统的现金和谷物借贷，在种植烟草的村庄，煤炭和豆饼借贷也十分流行，并且还造成了烟区高利贷利息普遍升高。据陈翰笙对凤阳2个村调查，79户农家中58户种植美烟，占73.4％，（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 工业 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可见该地种烟非常流行。1933年自耕农种烟一亩收入17.5元，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分别为16.9元和9.6元，每亩亏损9元，但是如果不计劳动力成本，则每亩仍可获利7.9元。1934年种烟1亩劳动力成本与其他生产成本分别为16.9元和9.1元，每亩烟亏损13.9元，不计劳动力成本，每亩获利3元。（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凤阳烟区年平均利息为48％，假设劳动力工资之外的其他生产成本9.3元（1933年）、9.1元（1934年）全部按50％的利息借得，则应分别付息4.15和4.05元，如此 计算 ，1933年自耕农种植每亩烟草可获利3.75元，而1934年则每亩要亏损1.05元。1934年佃农种烟1亩收支如下：劳动力成本16.9元，其他费用5.3元，收入6.05元，不计工资也只仅获利0.75元。同年佃农种植每亩高粱，不计劳动力成本，获利0.65元，（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似乎种烟收益反而不如种植高粱，但从较长的时段看，种烟收益明显高于高粱。（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

20世纪30年代凤阳农民借高利贷种烟获利甚微，甚至亏本是事实，但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烟草价格受世界经济大危机 影响 ，从1930年开始巨幅下降，20世纪30年代烟价极低，应属特殊情况，1922～1935年安徽每磅烟草价格分别为：8.6、7.6、8.6、7.8、6.4、7.1、5.0、5.6、4.0、4.2、3.0、3.5、3.4、4.2美分。（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第二，安徽烟叶质劣价廉，相比较而言获利较小。总之，从较长的时段看，烟农借高利贷种烟获得了比较利益，但这是以增加小农劳动强度和充分利用家庭老弱劳力为代价的。凤阳农民种1亩美种烟草要投入48个劳动力，分别为种植小麦和高粱所需劳力的8倍和6倍。所以，“在每一片加工过的精致完美的烟叶上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羸弱的缠足妇女、消瘦的白发老人和脸色苍白、发育不全的儿童的形象，他们全都在持续不断地劳动”（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如果考虑到耕地不足，多余劳动力就业机会成本几乎等于零的现实，尽管劳动强度增大，但“因为过剩的劳动力、特别是贫穷农民受雇的机会极少，种植美种烟草便被看作是唯一的出路”。“虽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种植烟草的劳动不会得到适当的、甚至只有一部分的现金或实物的补偿，但是他们仍然种植烟草，仅仅是为了得到足以糊口的收入。”（注：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汪熙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9、81、61、90、63、76页。）正如前文评价“加一钱”对蚕农“薄粥”的重要性一样，借高利贷种植烟草对贫困的小农未必不是一根救命稻草，否则，除此之外，小农的生存之路又在何方呢？

其次，高利贷在家庭手工业中的作用。据1935年调查，全国加权平均，23.2％的农户纺纱织布，苏、浙、皖三省分别占21.7％、14.9％和16.1％。（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近代以来，纺纱和织布逐渐分离，农户或者从商家赊欠棉花，在家纺纱，再以纱换花；或者从商家赊纱回家织布，再以布换纱。如无锡农村妇女“在昔日”，“暇时多纺纱织布调换棉花，如是循环不已，于其原料的扣除和纱布的出卖中找得工资”，“后来机纱发达，手纺纱被代替，而商人遂购纱由纱庄分发农民家庭”，“农家妇女向纱庄领取棉纱织成土布后交还纱庄，获得工资”。（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商业资本剥削织户的典型当数南通，南通织布区域耕地面积人均不足1亩，依赖织布为兼业谋生者占54％。（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当地“有些纱号，把棉纱赊给织户，按日以包计息，半月之内，每日收息五厘，过期每日改收一分，合计一个月利息为二角二分五厘；普通二十支纱每包约五元，计算利息已在四分之外了”（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丝织、刺绣是苏、浙、皖三省蚕区农家重要的副业，高利贷同样具有市场，方法仍旧是由商家散发原料，交与农家，成品后再交与商家，从中获取工资。（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如浙江吴兴织户，向丝行赊丝，其价格约高于买现百分之十五，至归还期最多两个月，须加月利二分。”（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2、175、759、715～717、221～224、649～650、721～722页。）除纺纱织布、丝织等主要手工业外，举凡花边、织袜、草帽、爆竹、制蜡、制伞、制梳、制纸、制笔等手工业，在苏、浙、皖三省农家经济中均有重要地位，由于农户缺乏资本或原料，往往只有借高利贷作资本，或依赖商业资本发放原料，才能进行生产。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始终耕地不足，劳力有余，家庭手工业在吸收富余劳力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据金陵大学卜凯教授估计，中国农民在田间耕作的时间大约100天左右，即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时间是不生产的，或者说是失业的。戴乐仁教授估计“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农村人口，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万人是失业的”（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0～362、623、624、747页。）。吸收这个数量巨大的富余劳动力的最大行业就是手工业，尤其是手工业不仅可以吸收壮劳力，而且家内老弱、无力业农的多余人力大都可以胜任，小农正是赖此支撑，才得以勉强维持生存。家庭手工业与商业资本常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深受商业高利贷的剥削，但离开了商业高利贷，小农一般又很难业此的。

总之，评价高利贷在农家副业中的作用，我们不应忘记以下几点：第一，农民获得的比较利益是多少，或者说是否能获得比较利益；第二，农家多余劳力就业机会有多少；第三，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凋敝，生存成为农民首要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或许我们得承认高利贷在农民艰难活命的挣扎中，还是有一些正面作用的。

四

高利贷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在不同国家的不同 历史 阶段广泛存在。在前资本主义 社会 ，高利贷存在的典型方式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借给那些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其中包括手工业者，但特别是农民”（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707、700、699、689页。）。因为“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中，货币会当作购买手段来用，主要的是由于劳动者由于偶然的事故或异常的事变把他的生产条件丧失的时候，至少是在他们不能由通常的生产过程得到补充的时候”（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707、700、699、689页。），高利贷就会乘虚而入，由此可见，小农经济是高利贷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高利贷对社会经济有强烈的破坏作用，马克思说：“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它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707、700、699、689页。），“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紧紧地寄生在它上面，使它穷乏，并吮吸着它的膏血，破坏着它的神经，强使再生产在日益悲惨的条件下进行。”（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707、700、699、689页。）马克思还说：“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6、707、700、699、689页。）这也就是说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否不应由高利贷来说明，而高利贷资本是否发生质变，应该由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否来决定。以此推理，高利贷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应该是表层的，在社会经济衰落过程中，高利贷只会起加重的作用。换言之，高利贷不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本质的、或者说主要的原因。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农民生活急剧贫困化，高利贷异常猖獗。因为高利贷剥削程度较从前加重，涉及的范围又十分广泛（它远比租佃关系牵涉的面广），特别引人注意，从而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高利贷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代以来也十分流行，但因没有受到外来突发事件巨大而猛烈的冲击，农村经济尚可维持，所以，同样是重利盘剥的高利贷，却没有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受到社会各界舆论一致而猛烈的谴责。从某一个角度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猖獗，不是农村破产的原因，而是农村破产的结果。